天使，可以同时身在两地！

 

20 世纪 90 年代起，以台北为中心发展出来的一波新建筑美学运动，与 20 世纪 80 年代做出分水岭般的断切。这是中国台湾近代建筑史上重要的一个转折点，其主要特色在于由商业导向过浓的后现代主义，回转重返入现代主义的大方向，其中姚仁喜建筑师是这波新美学运动的主力舵手，当时其他重要参与建筑师还有简学义、张枢等人。

 

90 年代前后，台湾政经环境有着巨大的变动，其中包括 1988 年元旦解除报禁、7 月解除台湾地区戒严、1989 年开放政治团体及政党的组设、1991 年台湾财政主管部门核准 15 家新银行设立等，这在台湾建筑史上有着划时代意义，为新美学风潮发生的时代背景奠定了基础。

 

事实上当时也正好逢上台湾房地产在 20 世纪80 年代末期的景气高峰，新台币币值处在历史高点，而美国反而正处在 20世纪 80 年代后期的景气低点，建筑业极端萧条，于是有一股建筑专业人员大量由以美国为主的西方社会返回中国台湾，并迅速主导了台北设计风潮的方向。

 

时代政经条件的理想配合性，加上回来人员的专业强度与数量都是前所未见，带回来所谓“横的移植”的新美学、材料、理论观，随后在 20 世纪 90年代期间激荡涌现出设计新浪潮，新人耳目的结果自然令人有太多惊讶。这股有如分水岭般的新浪潮，不只在设计风格上改写了历史的面貌，更配合都市新兴中产阶级品味需求，酝酿了一种都会的、中产精致的、人文的空间美学运动。

 

这波建筑美学运动，其实也是衔接上双元革命（法国大革命、工业革命）以降，全球都努力希望进入的现代性价值观系统，其中理性主导的模具化、标准化与精准化，是建筑现代性中重要的基本精神。

 

台湾 20 世纪 80 年代一度蔚为风潮的“后现代主义”建筑美学风格，之所以不能尽其全功，固然与全球趋势走向有关，加以自身迅速投靠向商业机制所导致，然而另一个原因，也在于台湾建筑的现代性发展历程没有清晰完整地发展完成。也就是说，台湾建筑的现代性历程，虽然有着王大闳、汉宝德、吴增荣等人先后的努力，但其实并未完整达成进程任务，因此台湾在 20 世纪 80 年代所揭橥、以批判现代性为出发点的后现代主义，除了视觉美学风格的提出外，立论上显得相对缺乏，因此与现代性间的辩证关系无从建立。原因就在于台湾建筑的现代性其实尚未完整建立，前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的辩证关系，也因此从来没能清楚确认，几乎有些“不知为何而战”的茫然迷途感。

 

因此姚仁喜等人自 20 世纪 90 年代起所引领的重返现代主义路线，其实可视作为台湾当代建筑所欠缺“现代性”进程的补充期，自有其必要性与历史位置性。若以这阶段代表建筑师的姚仁喜为例作观察，事实上还可由他前阶段与后阶段作品的差异，来探讨并眺望现代性对于台湾建筑未来发展与去向的影响。

 

姚仁喜的前期作品，譬如“大陆工程总部大楼”（1994年设计）、 “富邦人寿总部大楼”（1994年设计）、“实践大学设计学院 ( 东闵纪念大楼 )”（1999 年设计）等，对甚嚣尘上的全球化议题，抱持着善意与乐观的积极对话姿态，风格语言弃绝与在地文化符码连结，延伸与国际脉流互联的意图，以及坚守现代主义初衷的态度清楚可辨 ；也因为这样绝对坚持的理念态度，使姚仁喜的作品，一直对于代表现代性的新材料与工法有着认真的学习与尝试，这部分的努力同时提升了台湾现代建筑，在技术面上本来匮乏的国际化及现代化成绩，加上严谨的自我要求，让他的作品在普遍粗糙化的台湾营建环境里，呈现出难得整齐、细致也优美的质量来。

 

 

姚仁喜这时期作品的主体个性清楚，有着不霸气与环境（及人）争锋的特质。气质温和（也有一些不甘寂寞与不肯曲折个性）、友善也异常冷静，外在形体虽成功亦降低自身姿态（朴素质感与和谐量体）、表露出不以邻为壑的友好姿态，但还是透出某种自持的静默距离感，有种对洁净细节极高的要求尺度，因而稍微拉开其与现实环境想建立友善联系的关系。

 

尽管许多论者对全球化与在地本土化的争议与批判一直不能停，以及后起的中生代台湾建筑人，也明显有对全球化抱持疑虑与反省态度的趋势，姚仁喜这种相对显得十分坚定且不动摇的个人建筑信念，不仅为他前阶段的作品铺出坚实持衡的稳定风格与水平，也在台湾可能沦为某种民粹假本土的危险中，适时扮演着诚实的平衡杆这一关键角色。

 

我以为姚仁喜作品在此阶段的似乎赞同全球化态度，并不与台湾建筑正在兴起的在地思考趋向相违逆。关键辩证处可能还是在于所谓的“在地”究竟所指为何？关于这部分，也许可由姚仁喜后阶段的作品来作窥看，譬如具有前后期转换指标性意义与位置的“高铁新竹车站”（1999 年设计），除了自体现代性的位置鲜明外，开始积极与在地特质、同时具有抽象符号意味的“新竹风”，做出造型语言风格与物理环境上的对话 ；其后的“兰阳博物馆”（2000 年设计），选择以在地海岸的“斜向单面山”，作为造型语汇上的思考启发处，都明显见出姚仁喜后阶段的转向迹象。基本上，  此时的他有着意欲与在地物理及地理环境（气候、地貌、地形或大地景观）对话的意图，建筑的主体开始让位，客体角色逐渐突显与强调。

 

这方向在其后的几个竞图作品中，有着更为清晰的脉络可读。北京的“中国美术馆二期扩建工程竞图案”（2005 年设计），具象地以敦煌莫高窟作整体设计意象的源处 ；同样在南京的“江苏省美术馆竞图案”（2006 年设计），以“云”与“石”分别代表中国艺术的“写意”与“写实”传统，意图在具象与抽象间作转换 ；“台湾嘉义故宫南苑竞图案”（2004 年设计），  以半隐于沙尘中的环形玉石来阐述形而上“刹那”思维的表征 ；或是延伸这样的隐／现关系，以笔墨书法作为设计诠释原型的“高雄卫武营艺文中心竞图案”（2007 年设计），  可以见到以文化的实／虚体性，作为建筑对话体与思考源处的做法。

 

也就是说，这其中所暗示的可阅读特质，开始是有着文化性符号的大量介入，以人文 / 历史为核心的文化符码，开始被广泛运用。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样引入客体作发展的同时，姚仁喜对现代性的基本操作手法与信仰，基本上依旧坚定不移，并没有因此松弛与动摇。或者说，姚仁喜此刻在建筑信念上的某种调整，可视作对现代主义的内在辩证，目前方向仍未确定，可能尚待后续观察。但是，姚仁喜这样大约自 1999 年做出分野的建筑思考方向，反映了台湾当代建筑的某种此刻位置性，我们或可将之解读为台湾的现代建筑，在现代性某种阶段性任务完成后，必须开始与在地性作辩证思索的新阶段。

 

目前姚仁喜试探的手法与方向依旧多元多向，若从近期的几件竞图案作观察，大体可以现代建筑如何与“文化 / 人文”作对话，来作后续演化的观看处。或就先以“现代性”与“人文性”的辩证关系，与其后所衍生的“现代主义”及“人文主义”对话，来作为姚仁喜近期作品以及此刻台湾当代建筑发展可能的解读与观察位置点。

 

姚仁喜整体系列的建筑作品，事实上隐约和我们做着同样的时代历程对语。他由理性的“现代性”进入，扎实地证明台湾当代建筑可以在现代性的基础上发声，接续并做出绵密细致的内在思考与辩证，触碰“现代性”所须面对的各项议题，正确反映了台湾当代建筑的时代位置。 姚仁喜的这条路途或才正开启，但我们已经可以嗅闻出来，他从理性的世界出发，进入“他者”世界的转型意图，对话者或是可实证的物理环境、地形、地貌，或者是属于形而上的文化意涵、超验的宗教神秘领域，无论最终究竟为何，都值得我们后续期待与观察。

 

程正民在论及巴赫金对于“语言的混合”的观点时，这样说道：“什么是语言的混合呢？”巴赫金说：“‘这是两种社会性语言在一个表述范围内的结合，是为时代或时代差别（或兼而有之）所分割的两种不同语言意识，在这一表述舞台上的会合。’这种语言的混合，在表面上看来是两种语言的混合，而其背后则是两种意识、两种声音、两种语调，甚至是对世界的不同观点……”¹

 

姚仁喜的作品或也同样显现了某种“语言的混合”，这究竟暗示了什么？是一种折衷与妥协的过程？或是寻求一种新开放性的可能？可能都是观察当代台湾建筑发展与走向时，极可作参考与佐证的实例。

 

现代性或者本是当代建筑所必经的一条路径，然而更重要的是能如何接续与之对话及辩证，也就是如何在语言与思维上，延续其主脉络，同时也继续发展出“复调”与“混合”的丰富可能。这也是姚仁喜正在前行的路径与阶段，我相信他往后在建筑艺术上的发现与思索，将不只是他个人作品的风格演绎，必也可同时是台湾现代建筑进阶历程的重要佐证，甚至是全球现代建筑在地辩证的精彩实例。

 

现代性与在地人文，绝对没有必然的不可互容性。因为但丁在他迷人的《神曲》里，既委婉又神秘地告诉我们 ：天使，可以同时身在两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