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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心灵能量转化成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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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陈宛茜 联合报建筑专栏采访记者
德国建筑学者麦耶(Ulf Meyer),2012 年发表了英文世界首部介绍台湾建筑的专著《Architectural Guide Taiwan》(中文版书名为《台湾最有意思的建筑》)。书中将王大闳、李祖原、姚仁喜同列为台湾现代建筑的代表人物,而麦耶形容姚仁喜如“闪电般崛起”,作品已然超越上一代。
王大闳、李祖原、姚仁喜可视为台湾现代建筑三个阶段的代表人物。他们各自在自己的年代,努力突破政治、环境的限制,企图将中国文化融入现代建筑,与现代生活对话。
生于北京,20 世纪 50 年代来台定居的王大闳,以现代主义的设计手法与工法,在建筑中简化中式图样,却保存留白、神秘等中国文化氛围。代表作台北中山纪念馆,在传统中国“宫殿式屋顶”中融入现代建筑飞扬的线条 ,被誉为台湾第一栋现代中国建筑 。
20 世纪 50 年代领军台湾建筑界的李祖原,和王大闳同样致力打造具有中国风格的现代建筑,却选择将中国文化以符号的具象方式置入建筑,而非以抽象方式融入。李祖原认为中国是崇拜图腾的民族,以代表作台北 101 为例,建筑体本身可见云朵、宝塔等图腾,远望便可带给民众安定的力量 。
此一具辨识性的鲜明建筑风格,加上李祖原个人气质的自信霸气,让其作品以王者之姿改变台湾天际线,李祖原也成为台湾第一位具明星风范的建筑师。然而强烈的装饰风格被归类为不合时宜的“后现代主义”,也让李祖原对中式建筑的独特诠释,在以西方观点为中心的世界建筑舞台,落入贬多于褒的窘境。
20 世纪 90 年代崛起的姚仁喜,风格与命运介于两者之间。他的人和作品与王大闳同样内敛沉静、不彰显个人风格,却和 李祖原同样享有明星地位 。
不同于王、李两人一出手便尝试将东方融入西方、传统汇进现代,姚仁喜早期作品可说是纯净的西方现代主义,曾被台湾建筑学者阮庆岳形容为“风格语言弃绝任何与当地风土的符码连结,与国际脉流延伸互联的意图清楚可辨”。即使在本土化风起云涌的年代,姚仁喜不改其志屡遭批评。但他也因对国际风格的执着、与国际团队 SOM、Arup 的合作,获得如麦耶评价“比多数台湾建筑更重视细节”的成就,对提升台湾现代建筑技术层面的成熟有目共睹。
从新世纪的兰阳博物馆(2000年赢得竞图,2010 年开幕)起,姚仁喜开始在作品加入在地风土元素、中国文化氛围。这些作品包括农禅寺、乌镇剧院,近年密集亮相,短短数年便有惊人成绩。
或许,姚仁喜 20 年来对西方现代主义的认真探索,正是他为创造新世纪中国现代建筑的准备 ;也正因为有这么多年的沉潜,让他一出手便惊人,“闪电般崛起”。
兰阳博物馆外型是姚仁喜擅长的几何造型,却与地景中的单面山、历史记忆“石港春帆”中的帆船巧妙呼应, 让西方现代建筑线条融入地景历史,不显突兀。
谈到几何造型,不能不谈台湾特殊的城市环境。
台湾城市缺乏规划,放纵建筑的个人主义,让城市建筑各自为政、风格混乱。而姚仁喜早期作品多为位于城市中心的企业大楼,他选择以现代主义干净、理性的几何线条,在杂乱无章的环境中自成一块净土,如修行隐士般“大隐隐于市”。
赢得纽约 Architizer A+ 高层办公室首奖的高雄“中钢集团”总部大楼与位于校园中的交大招待所,皆继承姚仁喜处理混乱环境的一贯策略。它们拥有简约、纯净的几何线条,看似不融于环境纹理,却对周围产生一股提升的纯净力量。
农禅寺和乌镇剧院则可视为姚仁喜蓄积多年能量,将中国文化融入现代建筑的尝试。他选择王大闳的写意路数,用现代建筑的手法与工法重现中国文化的抽象“氛围”而非具体“形象”。如他在乌镇剧院让光线穿过玻璃钢筋等现代建材,洒下窗花光影等中国古典氛围。
姚仁喜禅修多年,从佛法中习得的“直观”运用,也有助于他柔软平衡西方现代主义的过度理性。他对农禅寺“空中花、水中月”、乌镇剧院“梦中之梦”的诠释,虽有时显得过度“用力”,但已散发东方哲学的潜移默化。
值得注意的是,姚仁喜本身的建筑修为,已回归西方文艺复兴时代对建筑师“全才艺术家”的要求。姚仁喜年轻时组过乐团,成为建筑师后还到纽约学拍电影、 写剧本。艺术上的修养让他更懂得营造空间的“戏剧性”、让建筑“说故事”;明白建筑不只是钢筋水泥,更是创造包容各种活动的“容器”。
姚仁喜曾在受访时表示,建筑师必须花很多年时间,才有能力“把心灵的东西转化成一座建筑”。从业逾四分之一世纪的他,此时已到了把心灵能量转成建筑的关键时刻。
文章来源:《城市·环境·设计》杂志 08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