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仰：建筑居住方式与社会结构

　　一位国内学者几年前曾经写文章说中西方建筑的不同。他说，西方建筑是向上的，中国建筑是摊大饼的。他的例证是西方的教堂和中国的村落，这位学者由此得出西方文化追求真理、中国文化只会浑浑噩噩的结论，从而做一番劣根性之类的批判。我当时就指出这种做学问的方式太随意，以偏概全。西方教堂的确有很高的尖顶，但也不是从来都如此。再说，中国古代也有各种塔啊、楼啊？岳阳楼、滕王阁等算不算向上的建筑？各地寺院里的塔那就更多了。

　　说中国建筑是摊大饼，其实说的是民居的规划方式，这与社会结构有关。那位学者不着四六的评价虽然比较肤浅，但的确带出一个问题：东西方民居方式的不同，与社会结构究竟有何关系？现代大城市中，由于现代建筑都以西方为榜样，再做比较，意义已经不大。但是，在贵州，看到少数民族的村落居住方式，如西江苗寨，再加上徽派建筑，结合其发源地徽州地区的经典民居，对于这个问题，的确可以做一点思考，并与西方建筑居住方式做简单的比较。

　　我们现在还能看到不少中国古代民居，有城市的，有农村的。西方也有，以城市居多。西方农村的古代“民居”主要是城堡、庄园，与中国徽州、贵州西江千户苗寨的民居很不相同。西方的古代城堡很多兼顾庄园主的居住，不少建在山坡上。如果把它当成是“向上”，那么，西江苗寨很多也建在山坡上，是否也算“向上”？其实，西方城堡建的高高在上，是等级制度下贵族地位的体现，位置高，就象征着地位高。但在西江苗寨则不是这样。考虑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住在山坡上，用水怎么解决?古代没有自来水。对于西方城堡来说，由于有等级制度，城堡主的用水当然由下等人负责，如果城堡里自己没有水，下等人负责运水就行了。但是，对于西江苗寨这样的地方来说，因为没有下等人可供奴役，用水只能自己解决，所以，住得越高，用水越不方便。虽然很多像西江苗寨这样的古代村落都建在溪水两边，但住得低，取水、淘洗毕竟都方便些，住得高反而不方便。因此，中国古代民居的确缺乏越高越有地位、越有身份的象征。

　　东西方建筑居住方式的不同，实际上与社会结构有关。西方历史上长期都是等级制度，城堡庄园是等级制度的体现，因此，西方历史上低等级下等人的民居保留下来的较少，因为太简陋了，经不起风吹雨打。而中国古代民居保留下来的很多，而且都不是一家一户的住房，而是成规模的聚落，至少一个村子，几百户人家。这种差别的原因就是我一再强调的一个观点，中国很早就是平民社会，很早就打破了等级制度。世袭贵族即便在某些历史阶段有所保留，形式与西方也不一样。对于中国社会来说，秦始皇之后，更主要的社会结构方式就是人人相对平等的平民社会。所以，“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标志着王谢等世家大族已经在历史中烟消云散。今天即便有山西的“乔家大院”、“王家大院”，它们的主人也不是世袭贵族，而是白手起家的平民。此外，更多的古代民居是成规模的聚落，而非孤零零的城堡。西方城堡具有战斗和防卫功能，这一点与南方客家人的土楼很像，与羌族的碉楼也很像。但本质区别是：西方城堡的战斗与防卫，只为住在城堡里的贵族一家人；而客家土楼、羌族碉楼的战斗与防卫功能则是为了众人。一个客家土楼有的能住几百户人家，一个羌族碉楼也为全村提供警戒和防卫。这是中国平民社会与西方等级社会的重要区别。现代人时常说中国文化有强大的凝聚力，能够融合其他民族，这点不错。但是，此凝聚力、融合力并非在于“和为贵”、“大同”之类某些文辞和说法，而在于其本质：中国文化很早就是平民社会的文化，它的平民社会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和为贵”、“大同”之类只是平民社会经济基础的反映，而非空中楼阁的几个概念。中国传统文化之所以具有凝聚力、融合性，关键就在于：平民社会的制度模式和文化理念，要高于周边民族的等级制度，更符合大众的利益。到今天，中国传统文化面对西方文化之所以还有强大的生命力，原因不在于怀旧等感情因素，而是因为西方的平民社会出现很晚，至今还没有彻底，依然带有很多贵族等级社会的色彩。

　　有人说中国的民居方式是摊大饼，本质上说没错。从空中俯瞰华北平原，村落均匀地分散在大地上。但它的实质绝不是“摊大饼”这种故意贬低的词汇所涵盖的，而是土地资源相对平均分配的结果。中国古代以小农经济为主，每家每户的土地不多，除了大地主，大多都是自己干农活，住家如果离土地太远，从经济效益上就不好。所以，分散化地居住是小农经济生产资料相对平等的必然结果。不像欧洲，一个大庄园全是贵族的，孤零零的城堡或庄园，四周空空荡荡，因为贵族不愿与身份低下的低等级者住在一起。而且他们不用自己干活，低等级者替他们干活，贵族自己住的地方离土地远一点，丝毫不影响，所以，建在山坡上也无妨。 现在有的地方搞新农村建设，让农民“上楼”，之所以有时候效果不佳，原因就在于农民土地的位置。当农民还要靠种地为生，让他们搬进统一建造的楼房，看起来是提高了住房质量，是否提高成本不去说它，但就种地来说，距离远了，不方便，这是显而易见的。当然，现代社会农业已经不是最主要的财富产生方式。然而，在农民靠种地为生未改变之前，或者规模化农业还没有形成之前，让农民搬离靠近土地的住房，确实会给农民带来麻烦。今天，一些人对于中国农业的未来也有很多设计，但基本上都以美国式的大型机械化农场为模式，城镇化，让农民集中上楼居住等，都与这种设计有关。然而，中国未来的农业能否都像美国一样变成大型农场，我认为还得根据现实情况，不能一刀切。对于农村的住房，也应该实事求是。

　　中国古代平民社会的居住方式同样反映在城镇建筑上。西方历史上城市不大，当宋朝开封已是百万人规模的城市时，同时期欧洲最大的城市威尼斯才不到十万人。那也是特权者的地盘，城市建筑也以大宅为主。有些欧洲城市，如罗马、巴黎、都柏林等，较早时候，低等级的人甚至住在地下。再比如像犹太人这样的低等级群体，在城市里被划定区域集体居住。原因在于犹太人不允许拥有不动产，所以，犹太人甚至不能在农村拥有一块地，当然也不能在城市拥有一所私人住房，只能在城市里住“集体宿舍”，也就是后来的“集中营”。反观中国，住类似“集中营”的，在宋朝是赵姓皇族，在清朝是“八旗”。也就是说，中国古代是有特权的少数人住“集中营”，在享受特权的同时，行动受到限制。而不是像西方那样，低等级者住“集中营”，既没有权利也没有自由。中国古代让特权者住“集中营”，某种程度上就是平民社会对特权者的抵消和平衡。

　　镇远的城市民居也体现出平民社会相对平等的特征。例如，很多人都喜欢水岸住房。这在乡村不算稀缺，在城市就比较紧俏。要在西方，城市里位置优越的水岸房过去就是贵族独占了，现在就是有钱人瓜分了。而镇远的民居呢?沿水岸展开的一排住房，在以前，大致来说，从上到下的一溜是一户人家，这可能是徽派建筑与苗寨吊脚楼相结合的结果。苗寨每户人家都是楼房，以前底楼是家畜，二楼住人，三楼比较干燥做仓库。徽派建筑在其发源地，楼房也有，但是自家建自己的楼房。到了镇远这样的地方，等于各家共建楼房，每家都是从底楼到顶楼，不光从水景的角度，即便从景观的角度，也是相对平等。平民化住房显示了相对的平等，由此，某些公共事务就很重要。例如，在宋朝开封等大城市，诞生了世界上最早的城市消防队。因为有了相对平等的平民社会，公共事务才被突出。如果是等级制度，贵族只需要管自己家的消防，与大家没有平等，不需要在消防上一视同仁。所以，西方的城市消防队在法国大革命以后才出现。

　　东西方住房的另一个差别是，西方等级制度的住房由于贵族远离众人，因此住房面积很大，距离掩护了他们的隐私。甚至在等级制度下，贵族主人洗澡之类也由下等人伺候，因此给人造成错误的感觉，以为他们很开放。事实上，等级制度下，低等级者基本没有隐私，西方历史上臭名昭著的“初夜权”就是贵族侵犯所有隐私的例证。保护每个人的隐私是平民社会的需要和必然。所以，中国的传统民居，各家住房的结构差别不大，有钱人最多大一点、装修奢侈一点。天井、四合院之类用高墙隔开，将景观内化，这并不是封闭，而是保护每个人的隐私。徽派建筑的马头墙也有此功能，原因就是中国古代的平民社会大家住的都很近，高墙就成为保护隐私的工具。上图中的马头墙防不了小偷，只能遮挡目光。相对来说，苗寨更开放些，没有天井之类的私人领地。因此，徽派建筑进入贵州，从保护隐私的角度说，也体现了中原文化与苗寨文化的差别。此外，内部建筑很多用木材，高墙用砖石，另一个功能是防火，隔断火势蔓延，为逃生争取时间。

　　中国古代民居所体现的平民化特征，也并不是平均主义的。在一个村子里，表面上高墙深院都差不多，但内部各有差异。所谓藏富，也是因为富人与穷人基本上住在一起，只是私人空间有所划分。藏富是因为本来大家都差不多，现在有人富了，避免太嚣张而刺激他人。而等级制度下，高等级的所有特权都无可撼动，藏不藏，毫无意义。像镇远这样的古巷道里，既住着普通人，也住着达官贵人，内部差异也许较大，表面上的差异有限。平民社会的相对平等与保持差异，在中国传统的居住方式中，体现的非常微妙到位。在今天中国大城市里引入的西方房地产项目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一种现象，即所谓档次问题。高档房地产项目虽然不以世袭的贵族身份来甑别购房者，但却以价格来设置门槛。基本上是在某一个收入水平上的人群住在一起，社区服务也相应等级化。在高档小区，虽然有些人努力凑钱也住了进去，但是，开一辆档次较差的车，穿一身普通衣服，不如人家的世界名牌，也给人造成很大的压抑。这是西方等级制度在今天的遗留。

　　中国古代村落及城镇的平民化居住方式，还带出一个规划特征，即公共与私人的关系。民居个体注重隐私，但在整体布局上又注重公共性。除了前面说的防卫外，其他如用水，徽派民居大都有公共用水，或者是溪流，或者是池塘、水井。中国每个乡村几乎都有公共场所。在这个问题上东西方也不一样。西方城市古代就有大广场，甚至角斗场之类，与中国相比，简单说，中国的公共场所小而分散，西方的大而集中。如今，我们已经学的和西方一样。这个问题此处不再展开。

　　最后说一个与居住规划相关的问题。现代城市经常搞什么CBD，即中央商务区，这是向西方学来的，它造成的结果之一是，大城市里的居住与工作分得很开。对于老板，就像西方古代对于贵族一样，没什么关系。但是，对于员工，就像西方古代对于低等级的劳动者那样，就不太方便。事实上，城镇商业区与居住区分开设置的方式，源于古代方便收税的需要，中国很早就改变了。镇远的民居像很多中国南方城镇民居一样，一般都是底楼商铺，楼上住家，再扩大一点就是前店后厂。中国传统的城市或城镇如果有相对集中的商业区，也不会排斥各色人等的居住。这种城市平民化的居住、商业功能的混合设置，比较适用于手工业、小作坊，不适合于大工厂、大商场。从单个工商个体来说，大而集中体现了效率和效益，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说，垄断性商业巨头占统治地位，恰恰是贵族等级制度的体现。分散化的中小企业，更体现出平民社会相对平等的要求。

　　东西方建筑和居住方式的不同，与各自社会结构的不同有必然关联。总体上说，中国传统民居体现平民社会的相对平等，也包含了自由竞争。而西方建筑和居住方式，原先就是等级制度的产物，到今天依然有很多等级制度的文化残留。对于这个问题，我觉得还缺乏认真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