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视文化遗产　堪舆学发展研究

　　一、堪舆学的发展文脉沿革

　　堪舆学，历来有多种称谓：青鸟术，青乌术，风水术，地理，相宅术、相冢术，青囊术，形法，卜宅术，图宅术，阴阳学等等，历代和各地区称谓不一，侧重的方面也有所不同。堪舆概指天地，堪天道，与地道，因此，可以堪舆学涵盖之，暂作统一称谓。 堪舆学最早可考的，是以卜宅为主，继之建城池都邑。

　　《易经》上说，上古穴居而野处，后易之以宫室。殷周之际出现卜宅。殷墟甲骨文上就有卜宅之文。因此《诗经》上说相其阴阳，《书经》上说卜惟洛食。商代史籍载商王盘庚迁都于殷的训辞就有“天其永我命于兹新邑”。周代卜宅开始大面积应用。如古公迁岐时“爱契我龟，曰止、曰时、筑室于兹。”成王营建洛邑时“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涧水东，涯水西，惟洛食”。至于《周易》中关于居处及家庭的占卜竟达二十多条款。广布于民间聚落选址，营建，更是如此。续之发展出现相宅.相宅术是上观天文，下察地理，以土地相宅，以天星相宅。春秋时代伍子胥为吴王阖闾营建国都，先“相土尝水”，后“象法天地”而筑大城阖闾城(今苏州)。《诗经》载：“既溥既长，既景乃冈，相其阴阳，观其流泉，度其隰原，度其夕阳，幽居允荒”。对自然的考察很重视。其中，随着指南针的发明与辨正方位的应用，又在相宅术中发明了“土圭法”、“土会法”、“土宜法”。“土圭法”专用于辨正方位，昼参日景(日出，日入，日中)，夜考极星，以正朝夕和子午线方位。而“土会法”、“土宜法”则用于考察山川地势和上地性质。土会法辨别五地之物生；山林、川泽……。土宜法以十二名物来相民宅察利害。以天星十二次周转划地域十二土。天地对应，加上山川类别，以时间上，空间上的双重选择进行相宅，更趋于全面。时至汉代，堪舆理论即已成型。汉代已将阴阳、五行、八卦、天干、地支、月律、五音等逐渐总配在一起，形成复杂的理论体系。由于组合侧重点的差异而形成分枝流派。大派别：形法(形势宗)、理法(理气宗)。此时的堪舆专指理法的派别。

　　时至晋代，堪舆理论可称为成熟。托名郭璞的人所著《葬书》为后代风水术的经典楷模。后来又有青鸟先生著的《葬经》，企望更具经典性。可惜清代纪昀在《四库全书》中认定为伪书。而莫衷一是。但郭璞的《葬书》为公认。其主要内容是提出形势论，认为百尺为形，千尺为势，“势来行止是为全气”。此百尺约合30米左右，千尺约合300米左右，正是现代建筑外部空间设计的近景、远景的最佳视距范围。同时提出生气论，认为“葬者，乘生气也”。生元吉气对阴阳宅选址都很重要。藏风聚气，得水为上……故谓之风水。从而提出龙脉之说，并补以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的方位四灵，明确提出了典型风水环境。《四库全书》考璞本传认为“璞从河东郭公受青囊中书九卷，逐洞天文五行卜筮之术”。因此，后来又称风水术为青囊术。但在清代的《风水祛惑》中又考证认为《葬书》仍非郭璞所著。无论是与非，《葬书》全面地系统地归纳了风水理论并对后世产生强大影响，郭璞也被历代认为是风水术的鼻祖，也是可以承认其学术价值的。

　　堪舆学至唐宋时代，已发展成一定的体系和流派。许多名师辈出，李淳风、僧一行都有影响较大的著述。释、道两教并盛，一些道士、法师和学者本身即是风水大师。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张载的气说，朱熹的理说，二程的葬说等都更加充填了风水理论内容的广度和深度。各派理论纷呈。宋明理学，强调格物致知，推尊孔孟之道，儒教的礼制更加充实了风水理论。

　　时至明清时代，堪舆学理论算是登峰造极，其活动遍及民间。官方组织编修的大型丛书如《永乐大典》、《四库全书》等，都辑录了堪舆学理论。各种观点书目庞杂。如《天机素书》、《内传天皇鳌极镇世神书》、《地理五函篡要》、《天玉经外传》、《九星穴法》、《玉尺经》、《披肝露胆经》、《地理大全》、《地理总括》、《堪舆类篡人天共宝》、《山法全书》、《地理五诀》、《仙婆集》、《人子需知》、《地理统宗》等等。有高雅力作，也有粗俗庸撰；有托古署贤，也有标榜仙师秘传，不一而足。无怪乎清代吴元音在《葬经笺注》中所云：“地理之说以伪乱真，甚于他书十倍!”在众说中，概括风水理论为：龙、穴、砂、水、向五大要素。首要是寻龙点穴，必须做到所寻的龙要真，穴要的。同时配合周边地形砂山状况，水流条件。在理气派认为首重的是向，即穴位方向。提出：“千里江山一向间”，方向定成败。在时间上也提出优选条件。这些时间、空间因素系统取得理想结合的主要仪器已经发展到比汉代的六壬盘复杂而精确得多的罗盘，又称罗经。自明代永乐年代以来，有专书揭示论述罗经用法。在清代《罗经解》中指出既可“乘气，立向，消砂，纳水”，又可“测山川生成之纯爻，以辨其地之贵贱大小”。能堪天，能舆地，能测时。集阴阳、五行、八卦、天干、地支于一个圆盘上，内外圈数，繁则几十圈，简则二三圈。是风水师必备的仪器。堪舆学理论及其实践工具，至此已经与当时科学技术和认识水平相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