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国际经济秩序发生复杂变化的今天,随着中国实力提升,以中国为主导、专注基建投资的多边机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金砖银行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请看专家对“一带一路”成功关键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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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景祥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
庞中英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李巍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薛力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战略研究室主任
钟飞腾 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大国关系研究室主任
徐秀军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
一带一路规划图 庞中英:讨论现在的中国在世界上从事的“经济外交”,我们需要搞清楚中国这套经济政策从哪来?全球化的中国从哪来?我们行动的起源、根源问题很重要。 19世纪后期,西方列强要求中国全面开放,我们那时完全是被动的。1978年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向其他国家开放中国市场。上世纪70年代末全球新自由主义的开放与中国市场开放相遇,这一相遇本身导致了许多人想不到的巨大结果,即今天的全球化的世界与中国。 如今,中国想要做的当然是“进一步对外开放”,但其含义发生了一个重大变化,那就是:如何开放别的国家的市场。我想这也是“一带一路”的主要目标,这是一个更加伟大的构想。 现在我们面临一个问题:中国要开放全世界,西方国家一些势力和人士显得更加焦虑,尤其是欧洲,本来已经对最近20年的全球化很忧虑、很批评和很抵制了。 宿景祥:长期以来,国际社会多将战后亚洲经济发展看成一出三幕剧:第一幕剧是1960年代日本经济兴起,第二幕剧是1970年代新加坡、韩国及中国台湾和香港地区“亚洲四小龙”起飞。东盟稍晚,也属于第二拨。第三幕剧是中国和印度作为新兴经济大国崛起,而中国更为突出,是“最美的一根枝条”。 随着中国经济转变增长方式,从高速增长步入中速增长的“新常态”,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这“第三幕剧”究竟会如何落下,亚洲经济发展的“第四幕剧”当如何开启,已有过很多议论,包括各种各样的“中国崩溃论”。 现在看来,中国经济崛起这“第三幕剧”不会简单地终结,而是与“一带一路”战略引发的“亚洲崛起”、“大欧亚发展”相对接。国际上认为这项计划可能会持续十几年,甚至数十年之久。“一带一路”将开启亚洲发展的第四幕,习近平主席出访巴基斯坦,中国将与巴基斯坦联合建设经济走廊,可以说“演出开始了”。 徐秀军:根据我们研究团队的分析,中国的经济外交有五大需求: 一是获取资源和能源。这是最基本的需求,这还需要实现3个子目标:买得起,也即是需有足够的财力;买得到,这是指保证供给的稳定性,需要长期合作伙伴;运得回,这涉及地缘政治安全问题。 二是促进技术进步。中国是最大发展中国家,仍处在全球价值链低端,需要不断促进技术进步。 三是扩大市场规模。中国出口占GDP比重较高,出口贸易受制于国际规则,目前也受到一定挑战。四是人民币的国际化。五是中国的发展理念需要被世界理解和认同。 如何满足这五大需求?中国要充分利用国内优势、也要利用好外汇储备优势、建筑业和制造业的产业优势。 如果将中国的“一带一路”放到以上的框架,刚好契合我们的目标和优势。比如“一带一路”的重点是发展基础设施建设,这契合我们的建筑和制造业优势,有其合理之处。 钟飞腾:20世纪的经济外交基本上有两种模式,一种是日本模式,一种是美国模式。美国模式是外交为拓展海外利益服务,这一目标很明确。日本模式起初是用经济为外交服务,1970年代之后,外交转而为经济服务。1966年亚行成立,1968年日本已经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认为目前中国的经济外交和日本模式更相似。 毛泽东时期,经济外交的内容以援助为主,目标很明确。邓小平时期改革开放,更务实。 现在中国的经济外交进入转型阶段,输出的不光是货物,还有人,中国推行“一带一路”可能是为我们走出去的人、资产安全等海外利益服务,和以前的经济外交内容有所差别。 但在实施大规模“走出去”的“一带一路”战略时,需要注意:哪些国家有能力、有意愿接受我们提供的公共产品?他们能否承受中国巨大的经济体量?接受之后会否导致国家内部的产能过剩? 中国的“一带一路”能不能融入其他国家的社会层面,我们要关注当地民众是否切实享受到“一带一路”的利益,要改变以往曾出现的“搞定当地政府”的思路惯性。 宿景祥:中国走出去需要“超越经济理性”,这是一种模式转变。打个比方,过去江民、瑞星等杀毒软件要花钱买,现在估计很少有人买了,因为360免费。360为什么免费?因为它不靠杀毒软件赚钱。中国企业现在“走出去”,有些项目可以不挣钱,要从长远考虑,如果完全按“经济理性”,就无法战胜西方企业。“一带一路”既然是国家战略,国家就应当为企业提供必要的支持,否则就不能持久。 李巍:未来10年,对于中国经济外交来说,既是一个巨大的机遇期,也可能会是一个巨大的风险期。 过去中国主要是向全世界输出商品,而下一个阶段我们更多的将是输出资本,中国经济外交所面临的风险不可低估,这种风险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是投资风险,“一带一路”上的国家不少政局不稳、法制不健全、经济基础薄弱,中国的资本在这些地区虽然有可能获得高回报,但风险也是很高的…… 薛力:有了最坏的打算,就不必太在乎烂尾楼问题。一条坦赞铁路,现在还是中国与非洲合作的样板,可见这样的项目不能光算经济账。还有,中国现在已经到了需要推动周边发展来为自己创造稳定的周边环境以及有购买力的周边市场的时候了,中国自身的发展经验也证明了基础设施的建设能带动经济发展。所以,一些周边国家的基础投资项目,还是要去做。当然,可行性研究可以做得更详细些。 中国周边这些国家确实比较复杂,别看美国人英国人在那里吃了苦头,但是中国人往往能找到和他们打交道的办法,办事方式能合得来。西方国家总是想控制别的国家,强迫别人去接受西方人自己想要的东西,必然会失败,中国不会按西方那套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