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越来越多的水电站对水生态环境带来的影响，让水资源保护专家、前长江水资源保护局局长翁立达十分担心，他不止在一个场合表达过这份担忧。蓄水与泄水之间的矛盾，因利益纠葛看似难以调和，虽然每年国家都制定发布《长江上游水库群联合调度方案》，但收效甚微。
2016年鄱阳湖水利枢纽或将开工 著名环保人士、环境地质专家杨勇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水电站会不会真的坚决又毫不含糊地执行调度命令？执行了，必定会有某些电站要牺牲利益”。而事实上，曾经发生过不听调令的小局部利益的事。在报纸上长江委曾和不听话的水电集团打过嘴仗。
新规划之前疯狂建站
据了解，去年7月10日，中国第二大的溪洛渡电站和中国第三大的向家坝电站机组全部投产发电。两座电站总投产装机达2026万千瓦，多年平均发电量880亿千瓦时，相当于又投产一座三峡电站。这两座首尾相连的水电站位于金沙江下游，在它们上游还有25座水电站在建或已建好。
但是，溪洛渡作为中国第二大水电站的纪录也很快就要被它上游的白鹤滩水电站取代。这座装机容量将达1600万千瓦的水电站建成后，将仅次于三峡，登上世界第二的交椅。
由于水电梯级开发，长2284公里、落差3280米的金沙江被规划成27级水库，将整条江水分割成楼梯一般，首尾相连。中国规划的13大水电基地中有5个集聚在长江上游地区。
“曾经一个三峡工程上马，要在全国人大上表决通过，对其影响研究再研究，非常慎重。而现在规模相当于五、六个三峡的工程，就这么上了，完全凭水电部门的想法，这是很不合理、很不应该的。”在翁立达看来，一直以来，由于缺乏统一协调机制和综合管理规划，担负长江流域管理职能的长江水利委员会，面对“跑马圈水”的现象，很难落实行之有效的解决之道。
翁立达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目前能够对长江实施管理的部门包括水利部、环保部、建设部、农业部、发改委、交通部以及卫生部等十几个部委，还包括沿江的1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长江水利委员会只是水利部下属的副部级机构，根本无法在保护长江方面有效协调其他部委和地方的权力。”而在具体的水电项目审批上，批复工程的主体除了大型工程由国家发改委分管之外，省市的水利厅、经贸委、发改委也有权批复，甚至地市一级也有权审批，这种“政出多头”的局面也给水电公司大开方便之门。
另一方面，为追求利益最大化，水电公司都拼命在新修订的长江流域管理规划出台前，按照长江水利委员会老的规划设计，疯狂上马水电站。
在过去的十多年里，对水电公司做的规划主要是发挥发电功能，可以说，发电就是江河开发的首要目标。
相比财大气粗的水电公司，只能靠国家掏钱才能搞规划的长江水利委员会不得不“落后”，直至2007年国家才启动新一轮的长江流域综合管理规划的修订，2009年完成，2012年才经国务院批准，对外公布。
正因如此，水电公司拼命在流域综合管理规划完成之前，按照上个世纪90年代长江水利委员会的规划设计，上马水电站。
水电公司按照原规划修建水电站的势头凶猛，连原水利部部长汪恕诚也感叹不已：“下手太狠了，每一米（指落差）都不放过。”
水库群联合调度
翁立达曾担心，水电站开发疯狂上马，新出台的长江流域管理规划能达到应有的约束效果吗？
时隔三年后，在著名环保人士杨勇看来，这份规划的约束力其实有限。
“新规划出台之前，长江开发乱局已成事实。”杨勇对长江商报记者说，当很多事实已经摆在眼前了才来修编，而非提前规划。
“已经修编的新规划也顺应了当前开发的格局。”杨勇称，新规划并未指出现有电站建设哪儿有问题，哪些需要停止、调整或是重新审视等。
无论是翁立达还是杨勇都认为，国家应该有统一的规划和更高级别的管理层按照流域来统一管理长江，并非这些电站自己管自己，什么时候想蓄水，什么时候想放水，都是从自身发电利益最大化出发。
据了解，2010年全国“两会”期间，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的7名院士联名上书中央，呼吁开展长江流域水资源综合调度。当年，长江水利委员会水资源局成立，中国官方开始谋划长江上游水库群联合调度方案。
在新的长江流域管理规划出台的2012年，中国首个大江大河水库群联合调度方案——《2012年度长江上游水库群联合调度方案》（以下简称“方案”）也紧跟出台。
《方案》把三峡、二滩、紫坪埔、构皮滩等10座水库纳入调度范围，以避免汛末集中蓄水造成的水荒。随后的2013、2014年，长江防汛抗旱总指挥部都制定发布《长江上游水库群联合调度方案》。长江商报记者查询到《2014年度长江上游水库群联合调度方案》，该方案要求长江上游水库群实行水库管理单位、省（市）防汛抗旱指挥部、长江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等分级调度管理。通过水库群联合调度，减轻特枯水、水污染等突出事件的影响。
《方案》还要求各水库应有序逐步蓄水，水库蓄水期间下泄流量应不小于规定的下限值，减轻对水库下游供水、生态、航运等不利影响。
每年都制定的“调度方案”实行得如何？杨勇在接受长江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从这几年的情况来看，这种水利调度机制，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杨勇分析，统一机制实现得好与不好，同这个机制的科学水平有很大关系，这个流域的信息网是否快速有效，城市的反应力是否灵敏，能否将需求快速传递到决策机构，决策机构能否马上把这些信息反馈到执行点，都关系到机制效率的发挥。
另一方面是这个机制的权威性，调度指令下达后，利益相关者，是否会坚决并毫不含糊地执行调度令。“调度令的执行，可能会牺牲某些人的利益。”
翁立达也坦言，牵涉到水电集团的利益，统一调度并非易事，才刚刚开始，需要监测系统配套后看实际的效果。
长江航务管理局局长唐冠军认为，调度方案缺乏完善的制度保障。“现行法规的不完善，现有体制机制的不健全，使得对长江上游水库群的联合调度没有建立起良好的体制、完善的机制，无法统筹考虑防洪、航运、发电等各方面的需求而进行科学调度。”
他建议，尽快在国家层面建立健全长江上游水库群联合调度体制机制，切实保障长江水资源综合利用。
“流域综合管理体制没有正式建立，梯级水电开发对河流生态系统以及河流水资源水汽循环的影响是一个很大的课题，但是我们还没有很好地研究，甚至没开始做。”翁立达最担心的是，长江作为我国最重要的战略水资源，千万不能像黄河、海河那样，水变得越来越少。这绝不是一个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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