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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占元：尊敬的韩启德副主席，吴良镛院士、杨乐院士、杨卫院士，尚勇书记，老师们、同学们、同志们，大家下午好！ [14:50:52] 杜占元：
2014年首都高校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宣讲教育报告会现在开始。请全体起立，奏唱国歌。 [14:52:31] 杜占元：
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切实把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落到实处，进一步提高创新人才培养水平，中国科协、教育部、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决定按照“全覆盖、制度化、重实效”的总体要求继续对研究生、高年级本科生、新入职教师和科研人员，以及新上岗的研究生导师，进行科学精神、科学道德、科学伦理和科学规范的宣讲教育，引导他们成为优良学术道德的践行者和良好学术风气的维护者。 [14:55:52] 杜占元：
今天，五部门和北京市人民政府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首都高校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宣讲教育报告会，邀请吴良镛、杨乐和杨卫三位著名专家，为首都近6000名新入学的研究生，进行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宣讲教育。 [14:56:13] 杜占元：
出席今天报告会的有中组部、中宣部、科技部、国家卫计委、农业部、国资委、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中国人民解放军学位委员会、中央党校以及主办单位的领导同志。 [14:59:05] 杜占元：
今天的报告会有三项议程：一是请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协主席韩启德院士讲话；二是请吴良镛、杨乐、杨卫三位院士作宣讲报告；三是请学生代表发言。 [14:59:29] 杜占元：
首先，请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协主席韩启德院士讲话。 [14:59:42]
韩启德：
老师们、同学们，今天中国科协、教育部、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在京举行2014年首都高校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宣讲教育报告会，这是连续第四年在此举办这项活动。首先，我代表各主办单位向即将为我们作精彩报告的三位院士专家表示衷心地感谢！向出席今天会议的老师们、同学们表示热烈地欢迎！ [15:03:08]
韩启德：
科研诚信和良好学风是科学事业繁荣发展的前提，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基石。开展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宣讲教育工作，对于培养造就大批德才兼备的一流人才，营造执着攀登科学新高峰的科研环境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在中国科协、教育部、中国科学院、中国社科院、中国工程院等有关部门的积极推动下，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宣讲教育工作在全国范围内各个层面广泛开展，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创新文化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得到了科技界、教育界乃至全社会的一致支持和赞许，得到了中央领导同志的高度肯定。 [15:05:01]
韩启德：
同志们，我们要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精神，按照“全覆盖、制度化、重实效”的总体要求，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努力形成各有关部门协调配合，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科技人员自觉行动的良好局面，共同将宣讲教育工作不断推向深入，为弘扬创新文化、建设创新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5:05:23]
韩启德：
祝本次科学道德与学风建设宣讲活动取得圆满成功！ [15:05:33]
韩启德：
谢谢大家！ [15:06:26] 杜占元：
谢谢韩启德主席。下面，请清华大学吴良镛院士作宣讲报告，大家欢迎。 [15:06:39]
吴良镛：
各位领导、各位同志，我今天讲的题目是《志存高远 身体力行》。 [15:06:47]
吴良镛：
中国拥有博大精深的传统科学美德。战国时候齐于临淄设“稷下学宫”，治官礼、议政事，著书立说，可以说是当时高等学府与文化中心。其中已经蕴含了学术争鸣、百花齐放的学术风尚。事实上，科学作风在中国历史上一直是提倡的，就当前来讲，各个学校制定的校训都是这方面的至理名言，当然，对学术研究腐败的揭露也是屡见不鲜，包括中国、外国，说明真正认识并严格自律并非容易的事。 [15:08:23]
吴良镛：
今天在座的90%以上都是刚入学的研究生，这是你们人生的新阶段，我热诚地希望你们在思想上也能够有一个新的境界。我今天在这里不讲大道理，因为《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宣讲学习资料汇编》上有好多文章已经将一些道理说的很透了。刚才韩启德同志又作了很重要的讲话。我作为一个建筑学人，自1946年执教于清华大学，至今已经68年，我只想将一些通过自己亲身经历所得到的体会跟同学们讨论。 [15:11:46]
吴良镛：
第一，理想与立志。一个人一生不能没有理想。立志是人生不断前进的动力。要思考我这一生到底想要做什么？想要有何作为？有何抱负和志趣？想要从事什么专业？这在中学进入大学时必然要有所考虑，从大学进入研究生时代更需要进一步思考。立志往往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伴随着成长的经历、所见所闻所想而一步步顿悟、提升，当然，其中不可避免地会带有一定的偶然性。我之所以选择建筑事业，并作为一生追求的方向，是与我青少年时代成长的经历有密切的关系。我1922年生于南京，当时正值内忧外患，中国大地上战火连连，苦难深重。1937年南京沦陷，我随家兄流亡重庆，于四川合川继续中学学业，记得1940年7月27日高考结束的那天下午，合川城遭遇日军空袭，大火一直燃烧到第二天清晨降雨始息。当夜合川城大火冲天，而且狗叫的声音像哭一样，我敬爱的前苏州中学首席国文教员戴劲沉父子也遇难了。战乱的苦痛激励了我重建家园的热望，我最终断然进入重庆中央大学建筑系学习，以建筑为专业，这是一个开始。随着自己的成长，认识国家社会的发展，逐步对建筑事业发展的需求也就不断加深认识，对它的学习研究也就不断提高。 [15:15:50]
吴良镛：
第二，选择。一个人一生不知要走多少十字路口，一个弯转错了就很难回到过去的志愿，因此道路的选择至关重要。人生中有太多太多的机遇、变迁，甚至有无限的偶然性，国家的发展、经济社会的变迁，乃至家庭中细小的问题都会引人转向，甚至于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回顾我自己的经历，有几次重要的十字路口：1948年我经梁思成先生推荐赴美国匡溪艺术学院求学，1950年学成后，应梁先生信中说到的“新中国百废待兴”的召唤，力辞种种诱惑，毅然从尚为英国盘踞的香港、在军警挟持下取道回国，投身到百废待兴的新中国建设和教育事业中，现在想来，如果当时留在美国，便没有此后几十年在中国建设领域中的耕耘和收获；1983年，我年满60，从清华大学建筑系主任的行政岗位上退下，当时张维校长邀请我前往深圳大学创办建筑系，我婉拒了他的盛情，坚持和一名助教，在半间屋子、一间书桌、两个坐凳的条件下创办了清华大学建筑与城市研究所，到现在已经整整30个春秋，30年中我与研究所的同志们共同开展了一系列人居环境科学的研究与实践，当时若前往深圳，今生后期的工作则又会是另一番光景。类似的情况一个人一生不知要经历多少，回顾既往，我自审之所以没有“转错”大方向，很大程度上还是与早年“立志”相关，我很早便立志在建筑与城市的学术领域做一些事，在不同时期，根据现实条件，作出相应的选择。 [15:18:21]
吴良镛：
第三，坚持。人生的道路上不可能一帆风顺，遇到困难是坚持还是退却？就我个人经历而言，不论是青少年时读书求学，还是年长后的研究和实践，几乎处处都要面对困难，也难免遭受挫折。年轻人很容易受到挫折影响而气馁，这里希望大家以宗白华先生讲的一句话共勉“不因困难而挫志，不以荣誉而自满”，这是在他写的《徐悲鸿与中国绘画》上的一句名言，要立志、要选择，在选择道路上更要有不惧困难的坚持。 [15:19:42]
吴良镛：
第四，榜样。一个人成长过程中的良师益友会起到重要的影响。我在求学的各个阶段都有幸得良师的指点，这是人生的一大幸福。1940年我进入中央大学建筑系后，师从我国建筑领域的先驱鲍鼎、杨廷宝、刘敦桢、徐中等诸位先生；1946年自云南抗日战场回到重庆，又幸得梁思成先生赏识，获邀参加协同创办建筑系，其间多得梁思成、林徽因先生等言传身教；1948年梁先生推荐我赴美求学，师从世界著名建筑大师伊里尔·沙里宁，学习建筑与城市设计，获益良多。除了诸位“良师”还有诸多“益友”作为榜样。数学家冯康因独立于西方系统创始了有限元法而享誉，20世纪40年代初，他与我同在重庆中央大学求学，1946年又回到清华大学任教，他原本在电机系，后转学物理，又发现对数学感兴趣而转到数学系。数学的事情我说不了，但是可以谈一谈从生活的其他方面得到对他的认识。冯康一度喜爱音乐，将图书馆有关古典音乐的著作借出来逐一阅读，这体现了他即使在业余爱好上也拥有钻研而广博的科学精神，在各方面日渐渊博，最终成为“有限元”方法的创始人之一，获得国际瞩目。植物学家吴征镒是2007年国家最高科技奖的获得者，我在上世纪40年代即在清华园中与他结识，当时我们同居住在工字厅，隔院窗口相对。他当时公开身份是民盟成员，在1946年清华大学纪念闻一多被害一周年的纪念会上，他鞭挞时局，我后来参加“教联会”的工作，与他多有往来，才初步辨明时局。吴征镒当时事实上是清华学生运动的领导者，后来去了解放区，解放前夕代表党组织接收清华大学，并参加中国科学院的筹备等，如果他将这些工作做下去，可以成为优秀的领导，但是他选择回到昆明，继续从事植物学研究，主编了《中国植物志》等权威著作，他的一生，参加了革命运动，最终还是回到自己的学术抱负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他们在为学、为人、为事中给予我心灵上的感染，至今我敬佩不已。建筑与规划专业内的“益友”更多，在此不再多举。 [15:22:43]
吴良镛：
以上主要讲良师益友的重要性。关于师生关系，我执教多年，颇有些亲身体会。韩愈《师说》有云：“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这是老师最基本的职责。同时他还有两句话未必引起人太多注意，就是学生可以超过老师，“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这两句话无论对教师和学生都非常重要，在学生刚入学的时候，老师可以发挥比较大的作用，进行启蒙、指导与引领，若干年后，学生的学识能力不断发展，便不只是师生关系，而是学术事业上的战友、同道。以我自己的经历为例，有件事值得一提，1999年国际建筑师学会第20届世界建筑师大会在北京召开，我被委任为大会科学委员会主席，负责起草大会文件，这一任务匆匆落在我身上，当时时间紧迫，又有其他任务，助手中只有一名学地理出身的博士研究生可以帮忙，当时的工作情况是：我每天清早将晚上写好的稿件交给他，由他白天整理，晚上他再交给我，我继续在深夜赶稿，如此往复，终于形成了《北京宣言》，这个文件获得咨询委员会的一致通过，并认为超出了“宣言”，所以被定为《北京宪章》，这也是国际建协自1948年成立至今通过的唯一的宪章。它说明师生共同在重大课题中合作，教学相长，成为共同战线的挚友，推动学术的发展。这名曾协助我的博士生现在已经成为清华大学教授，建筑与城市研究所的副所长。 [15:25:38]
吴良镛：
第五，顿悟。回顾几十年的学术人生，我深切地体会到科学理论的创新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时刻保持对新鲜事物的敏感，不断注意现实问题与学术发展的情况，进行知识累积、比较研究、借鉴启发，逐步“发酵”，得到顿悟。我的学术道路上有以下几个顿悟可以与同学们交流。 [15:26:08]
吴良镛：
顿悟一：建筑学要走向科学。我在1940年代，在战火纷飞中求学，初入建筑之门，学术思想的启蒙。1948年，赴美求学，接触到西方先进的学术思想。1950年回国，投身新中国城乡建设，参与长安街规划设计、天安门广场扩建规划设计、毛主席纪念堂规划设计等重大项目。这一时期因制度变革、政治经济等局面的变化，有诸多困惑。文革结束后，我满怀激情再次投身于建筑领域的工作中，希望冲破困惑的迷雾，找到建筑学的方向。1981年，参加文革后第一次全国院士大会，认识到，一方面是双肩学术责任的加重，另一方面是建筑学专业必然要向科学发展，否则难以适应形势的要求。 [15:26:55]
吴良镛：
顿悟二：从“广义建筑学”起步，从建筑天地走向大千世界。通过对交叉学科理论知识的涉猎、对古代人类聚落遗址的考察，等等，我认识到建筑学不能仅指房子，而需要触及它的本质，即以聚居，说明建筑要从单纯的房子拓展到人、到社会，从单纯物质构成的建筑物要拓展到社会构成。因此，提出了“广义建筑学”。这本著作今年被译为意大利文和英文。 [15:27:28]
吴良镛：
顿悟三：“人居环境科学”的追求，有序空间与宜居环境。“广义建筑学”之后，我仍在从各方面进行不断探索，希望得到新的领悟，基于对传统建筑学因时代而拓展进行种种探索及对国外种种城市规划理论的研究，逐步理解到，不能仅囿于一个学科，而应从学科群的角度整体探讨研究，需要追求一种不囿于过去的新学科体系，1993年第一次提出“人居环境科学”，人居环境科学探讨如何科学地利用空间，实现空间及其组织的协调秩序，即有序空间。人居环境科学始终以人为核心，人应当在空间中安居乐业，所有层次的空间规划设计都为人的生活服务，旨在创造适合于社会生活生产的美好环境，即宜居环境。 [15:32:18]
吴良镛：
顿悟四：人居环境科学涉及诸多学术领域，要走向科学、人文、艺术的融汇。全球性经济危机、社会动荡、气候变化等问题不断涌现，都推动人居环境科学变成大科学，这是非常有前途的科学。它将迈向大科学、大人文、大艺术。科学——绿色建筑、节能减排等技术的研究与应用等；人文——社会科学的融入、对社会中下阶层的关怀等；艺术——以人的生活为中心的美的欣赏和艺术的创造等。今年9月初，我在中国美术馆举行了题为“人居艺境”的展览，将我的书法、建筑、绘画、速写等作品进行展览，我进一步体悟到我们过去所居处的人居环境以人的生活为中心的美的欣赏和艺术创造，其中蕴含的艺术境界丰富、充实而又深远，从自然环境到人文环境，从个体人的生活到社会的运转，无所不包又无处不在，这已超出了我从40年代起所追求的建筑与艺术的并行学习，多种艺术门类以生活为基础，相互交融、折射，聚焦于人居环境之中，在某一门类中有独到之心得，都可以相应地在人居建设中有所创造和展拓，这可以说是人居科学研究的一个新领域，其中尚有广阔的空间待我们去探索、发掘。 [15:34:34]
吴良镛：
由于建筑设计的事物太庞杂，作为建筑学人，以上所说的是我结合自己学术人生经历的一些体悟，我也很难就自己的专业领域把今天的大会主题解说清楚。在座的同学们都来自不同的学科，但都应当关心多方面的学术思想的变化，多学科互补、拓展知识面，从而了解时代的发展与需求。例如，我上面提到的数学家冯康对多方面的研究均有涉猎、融贯综合，植物学家吴征镒既关心国家政治，又专注学术研究。他们都是青年人学习的典范。 [15:35:20]
吴良镛：
对于青年学人，我认为在理性上对科学道德、科学伦理等似乎不难理解，关键在于身体力行。现在社会舆论的各个方面对于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的宣传屡见不鲜，相关的书籍、文章也很多，但是让人痛心的是，学术不端、学术腐败的现象仍时有发生，这些人也许并非对科学道德不理解，而是没有切实地将之落实到一己的心灵与行动中。因而，我想强调的是，必须志存高远、身体力行，从经典的哲理转化为一己之行动指南、行为通则，唯有此，才能慢慢地内化为属于你自己的精神财富，并且会在逐步顿悟中加深体会，并不断加强信念，持续前进。 [15:36:37]
吴良镛：
如今，我虽已年逾九十，但仍坚守在教师的岗位上，仍要求自己以一种积极的精神面貌面向未来，随着年龄日增，必然有些事情由于体力不及等原因已经做不了，但是依然觉得当前正面临着一个大的时代，未来有无限的生机和激情，要促使自己力所能及地不断探索广阔的学术新天地，建设美好家园、美丽中国。愿与广大青年学人一道共勉！让我们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 [15:38:16] 杜占元：
同学们，刚才吴良镛院士用自己几十年的亲身体验为我们作了一个精彩的报告，吴良镛院士是我国著名的建筑学家、城乡规划学家和教育家，是我国人居环境科学的创建者，1980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1995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先后获得世界人居奖、国际建筑师协会屈米奖、亚洲建筑师协会金奖等多个奖项，2012年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让我们再一次感谢吴良镛院士。 [15:46:13] 杜占元：
下面请中国科学院杨乐院士作宣讲报告，杨乐卫院士是数学领域著名的科学家，是国际上函数值分布论领域的学科带头人之一，1980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在解析函数研究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先后获得全国科学大会奖、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科技进步奖等奖项。 [15:46:48] 杜占元：
杨乐院士位同学们宣讲的题目是《科学研究和学术道德》。大家欢迎！ [15:46:56]
杨乐：
诸位同学、青年朋友们，下午好！今天我们聚集在庄严的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2014年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宣讲教育报告会，意义十分重大。 [15:47:15]
杨乐：
首先祝贺同学们成为首都高校2014届入学的新的研究生，同学们进入了研究生阶段就是进入了系统学习的最后一个阶段，也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一个阶段，通过这一阶段的学习，尤其通过学做研究工作、撰写博士论文，这将使得同学们的学习与几年后走上工作岗位的探索、研究、开发、创新的工作很好地衔接，做好准备。 [15:47:50]
杨乐：
治学与为人是统一的。我们要有远大的志向，通过同学们青年一代的努力，将使得我国科学有重大成就、技术有重要的创新，使得我国经济与各项事业进一步腾飞，国家发展，人民幸福，社会进步。 [15:49:40]
杨乐：
我们要有做大学问的雄心壮志、做好学问的豪气。这样才能排除研究工作中的种种曲折与困难，长期坚持下去。 [15:49:51]
杨乐：
这里，我和同学们谈谈对科学研究工作和学术道德的一些认识与体会，供同学们参考。 [15:49:57]
杨乐：
研究生是培育人才的关键阶段。 [15:50:00]
杨乐：
二十世纪以来，各门科学、高新技术、信息、工程、能源、环境、大气、航天、海洋、经济、金融、管理、物流各个方面迅猛发展，每个专业都有丰富的积累、广泛的内容、众多的分支与崭新的发展。同学们虽然有小学、中学的普通教育的基础，有大学本科的学习和硕士生阶段的教育，还难以掌握本专业最高水平的知识和最新进展，难以成为本专业的领军人才，难以在理论上有重大发现或者运用专业知识解决国民经济和国家安全中的重大问题。 [15:50:30]
杨乐：
在发达国家里，研究生是培养人才的一个有效途径。这些国家的大学教授以及各个专业、集团、公司的高级管理人才一般都具有研究生学位。 [15:50:40]
杨乐：
一个人在研究生阶段的努力程度、成绩的好坏、论文水平的高低常常会影响到以后工作中专业水平的高低。研究生阶段是人们培育成才征途上一个至关重要的阶段，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决定性的阶段。 [15:50:52]
杨乐：
我国在改革开放以来，培养人才的工作已经取得了很大成绩，数以万计的研究生每年走上工作岗位，很好地推进了国家经济和其他各项工作的巨大发展。载人航天工程、大型快速计算机的研制，就是这方面的范例。 [15:51:05]
杨乐：
然而我们还必须看到不足的方面。大家知道，Fields奖是国际上数学学科最重要的奖项，有数学上的Nobel奖之称。最近两届Fields奖，发展中国家越南、巴西、伊朗的学者，虽然他们后来曾在欧美获得进一步培养和发展，均已获得，然而中国却仍与此无缘。再过两周，我们将迎来新中国建立65周年的光辉节日，使我们科技界蒙羞的是作为世界人口第一大国，历经六十五年的时间，仍然没有一位立足于本土的学者在自然科学上摘取国际上最受人注目的诺贝尔奖。 [15:52:19]
杨乐：
我国改革开放已经35年，经济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近些年来，人们愈来愈认识到在改革开放之初依靠劳动力密集、人工成本低下、对环境造成一定程度污染的经济发展模式必须转换成在科技现代化基础上的知识经济和智慧经济。经济上要全面深化改革和转变，国际上要全面深化改革和转变，关键在于科技与人才。所以，我们在座的年轻人在未来二、三十年有一项主要的任务，就是要继续推进我们国家的全面深化改革，使我们国家成为整个世界经济和各项事业的领跑者。 [15:52:56]
杨乐：
对整个国家是如此，对一个企业与团体也是如此。 [15:53:02]
杨乐：
各门科学、高新技术、各个专业的迅猛发展，使得众多的大型企业、集团、公司要投入很大的资源、力量到新型产品的探索、研究、开发、创新的工作中，使得商品性能更好，更加完善，更新换代加快，更具有竞争力。 [15:56:56]
杨乐：
要做好这些工作，关键是要拥有一批基础扎实、对该领域熟悉、具有研究能力与创新精神的人才。研究生的阶段就是由学习向研究与创新过渡的阶段，逐步学会从事探索、研究、发明、创新的工作。 [15:57:26]
杨乐：
研究生阶段，我们不仅要在专业上注重研究与创新，而且要在思想品德与学风方面严格要求自己。你们几年后就要走上工作岗位，成为各条战线的主力军，并逐步成为骨干与领军人物。你们的价值观，品德的高低，对是非的判断，是认真、严谨地努力工作还是投机取巧、不负责任，将关系到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念与走向，关系到全民的道德水平与信念，关系到国家的发展、社会进步与人类文明。所以，研究生阶段，要在为人与治学两方面都要有严格要求，都取得优秀的成绩。 [15:58:03]
杨乐：
刚才提到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至今已65年，现在这个阶段应该说是我国对科学研究、高等教育和人才培养的最好的发展阶段。比如说在改革开放前也有接近30年时间，那个将近30年时间里，政治运动不断，尤其是十年浩劫冲击经济建设和科学教育事业，当时知识分子的主要任务是改造思想，改革开放以后才有了根本的转变。但是在改革开放之初，观念的改变还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特别是在改革开放的头20年，我们经济上还比较薄弱，科教经费严重不足，人员的工作条件和待遇十分低下。举一个我们当年读研究生时候的例子来说明那时候的条件和现在有天壤之别，所以同学们应该抓紧现在这样好的条件来从事学习和研究工作。 [15:59:54]
杨乐：
回想半个世纪以前，1962年我和我的同伴张广厚从北大毕业，考入了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成为著名数学家熊庆来先生的研究生，在熊先生的指导下，我们在函数的模分布论和俯角分布论方面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并且在这两个方面和正规轴上都获得了引人注目的研究成果。后来获知，当我们1964年下半年正在努力研究正规轴的一个问题的时候，英国的权威学者叫海曼，他30岁就当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相当于英国的院士海曼1964年9月在伦敦主持召开一个函数论的国际会议，并且他作报告，收集和提出了一系列的研究问题，其中关于正规轴的一个问题，可以从我们的研究成果马上得到解决。 [16:05:59]
杨乐：
但是当时中国处于完全封闭的状态，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在进行研究工作的时候根本不知道在伦敦举行会议，更加不知道会议上报告的内容和提出的问题。我们1964年的成果在1965年的《中国科学》上发表，而海曼的报告1967年在伦敦出版，国内完全不知道。因为1967年正是十年浩劫的高潮时期，这个书我们国家根本没有进口，直到1969年美国函数论专家David Drasin，在当时国际上最好的数学期刊北欧的《数学学报》上发表一篇文章指出是杨、张首次解决了沃特·赫曼提出的一个问题，当时我们并没有看到这篇文章，因为当时我们还在解放军农场劳动，我们在1970年1月份从解放军农场返回北京，这个时候又经过将近两年的时间，直到林彪在1971年9月垮台以后，中国科学院因为得到周总理的关注，形势稍微缓和，我们才有可能到图书馆查一些文献，我才能看到1969年发表的论文，那时候差不多已经是1972年年初。 [16:09:13]
杨乐：
虽然看到论文，但是依然不知道我们解决的到底是海曼提出的什么问题。一直到尼克松访华以后几经周折逐步托人从国外复印到这份报告，当我们看到这份报告，知道我们解决的是海曼提出的是什么问题的时候已经是1975年的秋天，也就是我们论文发表整整十年以后。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当年从事科研工作环境就是当时完全闭塞、完全没有国际学术交流，当然我还没有谈到那时候的比如十年浩劫和其他政治运动中对知识分子的冲击，没有谈到当年生活的困苦和艰辛，所以同学们应该看到现在是我们学习和做研究工作成长的最佳阶段，要努力抓紧研究生阶段的学习和研究，严格要求自己，以取得优秀的成绩。 [16:09:54]
杨乐：
下面我再谈谈科研工作中的几个问题： [16:09:58]
杨乐：
第一，会不会科研工作做了很多的努力，而最后一无所获，一事无成。因为同学们从小学到大学，到现在读研究生，对学习、对考试，学过很多课程，也经过很多考试。但是谈起做研究工作，要创新，要做出前人没有发现的重要成果的话，这时候觉得心里完全没有底，因为大家对研究还比较陌生。做研究工作确实不能心存侥幸，以为可以不花费力气就能获得新的成果，这可以说有一点痴心妄想。因为假定这一成果是轻而易举就可以获得，那么这个成果就用不着我们现在来做了，这个成果早已经被这个领域的其他学者收入囊中了。 [16:10:37]
杨乐：
根据我从事一辈子科研工作的经验，以及我对周围学生和其他学者的观察，我觉得只要我们对从事的专业领域做了扎扎实实的努力，总是会有所收获的，可以作出优秀的研究工作，写出高质量的论文。比如说拿同学们现在所要进行的研究生阶段的学位论文为例，在国际上一篇学位论文常常包含两个部分，有一部分是对所研究课题的很好的总结，也就是说认真阅读这个课题以及涉及到这个领域的很多文献，而且经过自己认真地分析归纳思考消化，然后用自己的语言来作出很好的总结。这个同学们应该是可以做得到的，因为这种总结性的东西是跟同学们学习课程的模式比较接近。 [16:11:27]
杨乐：
当然，这部分内容一般是不能发表的，因为它不是创新的成果。学位论文中还有一部分要求是新的成果，如果我们在几年时间中，每天都是对着这样一个课题，而且非常认真地阅读了有关的文献，我们可以钻研领会这个问题的实质，又学习了其他学者使用的方法，认真进行思考，动手做了大量的推导和演算，必然对这个问题的某些点或者一些方面有深刻的体会，我们如果不放过这些心得和体会继续研究，使它逐步扩大、更加条理化，在这个基础上，就可以成为我们创新的成果。所以我可以断言，只要同学们认真努力，就一定可以做合格的学位论文。如果同学们的努力再进一步就一定可以做一篇优秀的学位论文。 [16:12:30]
杨乐：
在科研工作中，同学还要有信心，有这样的志气，我们要做大学问、好学问，希望广大同学有远大的志向力争做经得起时间检验的学问、青史留名的学问，而不仅仅满足于有一篇论文可以毕业或者取得学位。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国内许多大学还没有形成研究风气，于是有些大学和学者提出来，研究生毕业要求发表两篇或者三篇论文，并且要求其中有一篇是所谓SCI论文，这在当时对一些学校可能有些积极意义，起了一点作用。所以当时和后来就在国内普遍地加以推行。 [16:13:35]
杨乐：
但是这并不是衡量研究生水平高低的好办法。科研工作的灵魂在于它的质量而不在于它的数量。即就是所谓的Sci期刊上的论文，无非是说明这个论文发表的期刊其中较多文章在近两年中有较多的应用，但是不同的专业领域情况是很不相同的。这种衡量标准不仅带来了重量轻质的不良倾向，而且往往让同学钟情于小题目，因为做小题目不需要太多准备，比较容易上手，难度也不大，比较容易出成果，这样可以在毕业前得以发表，拿到学位。但是这样做缺乏远大的目标对所从事的研究方向缺少全面的了解，难以达到很高的水平。 [16:14:25]
杨乐：
我们的目标是要做学科发展中起重大作用的大学问和好学问，当然这不等于说能够轻易成功。正是要做这种学问，遇到的困难和挫折最多，这就更需要创新，对我们是更好的锻炼。我们要百折不挠，屡败屡战、长期坚持最终获得重要成果。 [16:15:12]
杨乐：
我们提倡做大学问，但是要抓紧一切可以动手练习的机会。只有勤于动手，才能使基础更加扎实，才能增强使自己的想法得以实现的本领。同时，有时候初看起来似乎是一个不难的练习，但是到了一阶段以后发现这里面实际上隐含了一些困难，并不是原来想象的那么简单和容易。最后花了相当功夫才能将其完成，一方面这已经可以作为我们研究工作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也锻炼了自己的能力。 [16:15:56]
杨乐：
在做研究工作的时候要注重从根本点、从原始思想上创新。国内现在有一些研究对以往的重要工作只是表面的理解，对他的精神实质没有很好地掌握。所以常常是还完全在别人的框架中，在别人的结构里，对某些地方考虑的更细致一点，对有些地方计算的更多一点。总之它的框架还是完全别人的框架，在别人的思路上，做一些枝节的推广和改进。这种工作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科研工作，不是创新，可以说是临摹，是描红。 [16:16:46]
杨乐：
我们还要注意不断探索和扩大战果，当经过一阶段的刻苦攻关取得一定成果时，我们不要心满意足，以为大功告成。对这些不错的成果，我们要认真分析、钻研，它的实质是什么，说明什么问题，可能有什么应用，其最简单的模型是什么。对获得此成果的方法我们也要认真分析，哪些是现成的，哪些是经过我们处理的过的，为什么可以解决问题？是否还可以用来解决其他问题。这个方面我过去和张广厚有一个例子，那就是在70年代初，当时我们已经做了一项比较好的工作，当时把西欧的很著名的一个值分布的定理的适用范围大大地扩大了，我们写了一篇比较好的论文，如果在这个时候我们结束这个课题的研究是比较自然的，但是也就十分可惜了。 [16:17:57]
杨乐：
后来我们又不断地加以分析和揣摩，又从不同的角度反复思考，终于发现了，我们从这儿还可以得出一个创新性要强得多的成果，原来的规律还是人家的规律，当然是一个非常著名的规律，我们把它的适用范围扩大了。但是经过反复分析和揣摩，我们完全得到了一个崭新的规律，而且这个崭新的规律是过去人们完全没有想到的。通过我们的研究工作，第一次得到了两者间这样的联系。其实得到这样的联系，比较我们刚才说70年代我们做的前一篇论文来讲，它的难度并不算大，但是它的规律创新性非常强，这就是我提到的，当我们取得了一些不错成果的时候，我们不要心满意足以为大功告成，我们还要继续努力。 [16:18:53]
杨乐：
下面再谈谈关于学风建设的问题。 [16:18:57]
杨乐：
我国改革开放取得了伟大成绩，尤其在经济方面。但是社会上有一些急功近利，过分追求物质享受和浮躁情绪，这些问题在有些同学身上也有表现，比如说考试作弊时有所闻，作弊的手段形形色色，论文抄写也不罕见，举报揭发以后有关方面常常并没有严肃追究认真处理，有时还大事化小，淡化处理。使得青年学子认识不到这些问题的严重性和危害性，缺乏是非观念，很难树立和培育优良学风。 [16:19:50]
杨乐：
在这儿我对同学们提几点希望： [16:19:53]
杨乐：
第一，长期的奋斗和努力。长期的奋斗和努力就需要坚强的动力。我们要看到，科学研究的目的在于探索大自然的真与美，掌握自然规律在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造福人类，我们负有这方面的责任，我们要有远大理想，有雄心壮志，经过长期的努力，使自己成为道德高尚、学识渊博、创造力强、高水平的专家和学者。在科研工作中，我们要有对专业的浓厚兴趣，要有好奇心，这样才会不断地进行思考、钻研，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并试图作出解答。要作出有意义的研究工作和有价值的成果必定会遇到许多的困难、挫折和障碍。现在的同学条件比较好，所以在科研工作中我们就要主动地注意遇到的各种各样困难，要有毅力，通常成果常常是坚持到最后才能够获得的。 [16:20:47]
杨乐：
成才是长期的过程，从大学本科、硕士、博士到拿到博士学位以后再工作，往往要经过再工作七八年才可以成为专业领域的高水平人才，所以总共加起来需要十五六年或者十七八年的时间，只有不断地勤奋耕耘才能有很好的收获。老一辈的科学家勤奋读书、刻苦攻关、严谨治学，是我们学习的楷模。刚才吴老已经提到数学家冯康和生物学家吴征镒两位院士就是我们很好的楷模。当然在数学界还有很多人，比如说社会上大家都知道的华罗庚，大家都认为华罗庚是天才，他只是初中毕业就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其实华罗庚自己的名言是“聪明在于勤奋，天才在于积累”，他确实最高的学历就是初中毕业，可是当他在做清华职员的时候，他利用清华的工作机会，他去旁听数学系所有的课程，而且特别勤奋、特别努力，当时很多学者都认为华罗庚可以说是整个清华园最勤奋和用功的一个人，这样他不仅能够在两年内完成了大学数学系课程的学习，而且已经可以开始做一些不错的研究工作。在这样的基础上，他又被推荐到剑桥大学，当时世界上最好的大学做研究工作。他并不重形式和虚名，一般说到国外大学去好像应该读一个博士学位，但是他觉得应该更加注重实际的效果，所以他利用剑桥非常好的学术环境踏踏实实地从事研究工作，取得了一系列的丰硕成果。在那两年多时间中，他做了11项非常出色的成果，所以他有时候跟我们开玩笑说，如果拿博士学位的话，他在剑桥可以拿11个博士学位，因为在西欧他们的习惯是主要看他的一篇研究工作。所以他经过这样的长期努力，终于成为有突出贡献的大数学家。 [16:22:20]
杨乐：
回顾我们在五六十年代读大学和读研究生的时候，情况一方面是政治运动很多，受到了很多干扰，但是当大家有机会进行学习的时候，大家学习非常努力、非常刻苦，而且在考试的时候从来没有发生过作弊的现象。我记得1960年下半年我在北大数学系读五年级，因为要联系实际，所以学校里安排数学系一部分同学到湖北的露水工地上参加劳动和科研，实际上劳动十分繁重，并没有多少科研。而且当时国家经济在1960年下半年已经十分困难，尤其在基层，可以说已经食不果腹。住在工棚里冷风穿透，这个时候连以往相当积极的同学牢骚也很多，有很重的埋怨情绪。在这样的条件之下，由于我们是穿插住在民工宿舍里，我住的那个宿舍其他都是工人，所以我可以把带去的当时苏联Muskhelishvili的一个专著《数学弹性力学的几个基本问题》，是篇幅很厚的一本专著，我利用那段业余时间在昏暗的灯光之下认真地读完了，用了三四个月的时间。1976年唐山大地震以后，北京、天津地区震感严重，而且都很害怕是否还有大震，广大市民几乎全都住在室外的地震棚里，中关村也是如此，而且居民委员会多次动员，以免造成损失。我当时觉得这正是好时机，因为整栋的住宅楼除了我这个单元外晚上空无一人，极其安静，读文献、搞科研效率很高，所以1976年唐山大地震以后我一直住在楼里认真从事科研工作，没有住过一天地震棚。 [16:23:59]
杨乐：
以上谈的这些事例，特别是没有住进地震棚并不值得效仿，主要是说明从事科研工作就要有这样一股精神，有这样一种气节，就是把你的全部精力都用在科研工作上。与20世纪50年代比较，现在发生了巨大变化，那时候新中国刚刚建立不久，现在已经是改革开放30多年了，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在国际上我们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还要看到很多不足之处，我们人均产值很低，人均位置落后，我们的科技水平不够先进，高端人才还相当缺乏。同时我们要看到我们现在是要从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继续地努力，使得我们的经济和各项事业都要成为世界上的领跑者，所以我们在座的同学要看到国家的需要，事业的要求，要感受到自己的责任。现在大家处于一个最好的阶段，正在开始读研究生，我衷心祝愿在座各位不断地努力，经过我们自己科学地学习和科研工作成为各方面高水平的专家和人才，为祖国、为学术、为人类做出自己宝贵的贡献。 [16:24:44]
杨乐：
谢谢大家！ [16:24:46] 杜占元：
谢谢杨乐院士。下面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杨卫院士作宣讲报告，杨卫院士是我国著名的固体力学专家，2003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在断裂力学、细观与纳米力学等领域作出了重要贡献，先后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何梁何利奖等奖项，曾任浙江大学校长。杨卫院士宣讲题目是《为学有道，为人有德，与青年朋友共勉》，大家欢迎。 [16:25:33]
杨卫：
各位年轻的朋友们，你们大多刚刚迈入科学的殿堂。学术界，尤其是自然科学学术界，是一个具有不断自清洁能力的场所；对仰望星空的人，应该将科学道德奉为至上宝典。国人所称的道德来自先秦思想家老子的《道德经》，其中的“道”指的是宇宙万物自然运行的规律与人世共通的真理，而“德”是指人世的德性、品行。在科学道德方面，学术界对其研究者们是十分苛责的，你没有第二次机会，一旦逾越红线，只能出局。我作为一个科学之路的同行者，一位学术机构的管理者，以自己切身经历的管理实践，以“为学有道，为人有德”为题，与在座的年青研究者共勉。 [16:27:06]
杨卫：
为与这一主题相呼应，我先同年青的朋友们分享一下本人在科学之路的求索经历。 [16:27:16]
杨卫：
我从小在北京清华园长大。文革开始那年，我仅12岁，是初一的学生。未足15岁时，我已经到陕北延安地区插队落户。我大部分的中学知识是在陕北窑洞中，每晚在昏暗的煤油灯下自学完成的。我1973年在陕北老乡的推荐下上了西北工业大学，是一名“工农兵学员”。三年大学毕业后自愿到江西省的一间国防工厂的锻压车间工作。一年半后成为清华大学的年青教师，当时24岁。随即考上文革后的第一届研究生。生活经历固然坎坷，但是我的母校清华附中并不因为我只上过一年学就不给我补发毕业证书；我的母校西北工业大学并不因为我是工农兵学员，每门课都未经考试，而拒绝为我开出我申请赴美留学所需的成绩单；我所在的力学界也不因为我是学“打铁”出身而看不起我。在生活的道路上，你可能会有跌宕起伏、经历挫折，爬起来继续努力。在学术之路上，你也可能历经风雨，终见彩虹。但学术界对于科学道德的缺失，对于学术不端行为是绝不宽容的，没有“引以为戒”、“下不为例”的概念。我想在这一语境下，从我近年来学术管理的实践上，从以下四方面给各位新进入学术殿堂的学子们加以忠告。 [16:30:24]
杨卫：
1.不要侵犯他人的知识产权； [16:30:40]
杨卫：
3.不要接受陌生人的帮助；3.不要在学术上投机取巧；4.不要在学术上游戏人生。 [16:34:19]
杨卫：
下面用切身经历的案例予以说明。 [16:34:21]
杨卫：
一、不要侵犯他人的知识产权 [16:37:17]
杨卫：
同学们可能对知识产权的概念不甚明确。社会上，看盗版碟，买盗版书人所难免；学校里，做作业、写读书报告时也常有网上抄抄、同学间参考一下的现象。但学术界是一个讲究规范的场所，各种学术出版物具有原始记录性，记录了知识产权。我曾经担任过校长的浙江大学曾发生这样一件事：有一名高年级大学生，本人好学勤奋，学习之际亦参与科学研究，但因为对知识产权的概念不清而遭受了其学术人生的重大挫折。这位同学参加一次国内的专业会议，他事先阅读了大量的文献，发现一位美国学者的工作很有见地。在会议上，当主持人请他发言时，他侃侃而谈，介绍了那位美国学者的工作，引起国内同行学者的兴趣，请他将会议上的发言，写成文章供大家参考。于是他写了一篇中文文章，相当于一篇以该学生署名的读书报告，文章中写明是介绍这位美国学者的工作，并给出了引文出处，随后便是对该引文的大段翻译，并摘引了该文的图和表格数据。会议成功举行后，会议组织者便想将会议文集印刷为有ISBN 书号的会议录，并征求各位写稿人的同意。我们这位同学就稀里糊涂地同意了。该位美国学者的一位中国学生回国访问，看到了这本论文集，也看到了这一篇文章。他马上就其侵犯他导师的知识产权对学校写投诉信。按照学界的规矩，正式出版的有书号的专业会议录记载科学前沿的跃动，不能有以他人署名的介绍性文章；即使是以美国那位学者来署名的话，也要征求他的同意。对于我们这位大学高年级学生来说，他既没有介绍文章的署名权，也没有将英文翻成中文的翻译权，他这样做属于学术失范。学校给了他“记过”这样一个行政处分，在他刚踏上学术之路伊始，就跌了一个大跟头。一直到5年后，这位学生在截然不同的另一个命题领域完成博士学位论文后，校学位委员会也还要煞费周折，讨论如何能够取消他的“记过”处分。 [16:39:25]
杨卫：
同学们，知识产权的概念是广义的。一篇已经发表的论文，不仅数据、图表、最终公式、科学结论等属于知识产权，如何描述、展现其科学成果的文字也是知识产权；不仅实质进展的章节是知识产权，引言、方法的叙述也是知识产权；不仅别人的论文是不能侵犯的知识产权，自己写的文章在后文中未加引用说明也算是“自我剽窃”，或侵犯了（期刊或出版社的）知识产权。在《自然》期刊上，曾经刊登过浙江大学学报编辑的一篇来信，讲到在该刊近几年审稿的 5000 多篇来自世界各地的投稿文章中，就有31%的投稿与已发表的论文有30%以上的重合度。在这些重合中，大多为两种情况：一是在引言、方法等章节与前人的描述相重合；二是在一些章节与作者本人或同研究组的工作相重合。这样有重复的文章一旦发表出来，对作者来讲便是一把悬在其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你的学术声誉随时可能由于他人的举报而毁于一旦。 [16:40:28]
杨卫：
二、不要接受陌生人的帮助 [16:40:30]
杨卫：
青年人在学术生涯的初期，可能在书写英语论文，撰写基金申请上遇到困难。这时，可能在网上或通过手机短信，收到“好心的”陌生人的信息，称可以为你们润色英文，修改基金申请。同学们，千万不要接受这种陌生人的帮助。我所工作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每年要受理十几万份基金申请。从去年开始，我们主动地采用相似度比对的算法来检查所有的基金申请，即与库里所存的获批准基金申请书进行比对。当年我们发现重合度超过50%的基金申请有400多份，重合度超过80%的基金申请有40多份。基金委为此事专门召开了媒体见面会，通告案例。在高度重合的案例中，有这样一件令人深思的案例。湖南某大学的一位申请者与福建某大学的一位申请者的申请书高度相似（整体相似度为97.1%），但两位申请人的求学、工作、生活之路并没有发生交叉。如何发生这种 “抄袭”的行为呢？ [16:41:39]
杨卫：
一位当事人余某说，基金项目申请书初稿完成后，为了提高和完善，在网上搜索了很久，终于找到 “润色公司—网上专家”，通过 QQ将材料发给他。当获得网上专家修改后的申请书后，余通过银行柜员机汇5000元辛苦费给“润色公司”。另一位当事人彭某说：申报项目时，感觉压力很大，没准备好申请书。在这紧要关头，有人发信息说可以提供基金项目申请书，且通过率很高。通过讨价还价，达成条件是：交1800 元，可以阅读基金项目标书；如果满意，决定利用该标书申报基金项目，再交1000元；如果获得资助，再交18000元。 [16:42:17]
杨卫：
我们可以设想：当涉世不深的研究者余某把自己的申请书发到网上请人“修改”时，其修改后的申请书就存在了该润色公司的网库里；当另一位彭某网上请求同一领域的申请书时，又辗转卖给了他。这种陌生的“网上专家”是没有诚信可讲的。于是，一份申请书可以卖给多人，结果是这些年青的新教师葬送在自己的一念之差上，一旦东窗事发，终生就不能再有学术生涯了。 [16:42:41]
杨卫：
基金修改是如此，论文润色又何尝不是呢？当一些青年研究者把自己科研方面的处女之作送到网上，请陌生人修改润色时，会有多少会被这些陌生人待价而沽，卖给其他需要论文的人呢？这些内容相重的文章，会像一颗颗定时炸弹，毁掉一批批初登学术殿堂的新人的学术人生。 [16:43:04]
杨卫：
三、不要在学术上投机取巧 [16:43:10]
杨卫：
研究生的学术研究过程讲的是亲力亲为，对你们研究的每一个环节，哪怕是相对次要的环节，都要确保其精确可靠。我国著名科学家竺可桢先生说过“科学精神就是只问是非，不计利害”的精神。达尔文讲过“科学就是整理事实，从中发现规律，做出结论。”请注意他说的是忠实地记录、整理事实而不是“臆想”，更不是“捏造”。 [16:43:47]
杨卫：
在 2010 年暑假，我接到我校医学院段树民院长的短信，讲到该院邵逸夫医院的一篇论文投稿正在受到核查，后果可能很严重。事情经过是这样的：施普林格出版集团旗下的一份医学期刊收到邵逸夫医院的一篇投稿。审稿人觉得其中一幅图似曾相识，经过核查后，发现该图是从一篇过去发表论文的窃图，且内容张冠李戴。审稿人旋即将此发现报知期刊主编。而期刊主编，一位日本学者，一面写信给段院长，同时又与施普林格出版社联系，请求在该出版社一千多种期刊中全面拒登来自浙江大学的任何投稿。我得知此事后，立刻与施普林格出版社联系，承诺严肃处理，并指出不能因一人造假否定一个单位；并要求段院长与该主编联系，保证处理结果让他们满意。问题的调查倒是波澜不惊，作者们对犯错误的事实承认不讳。论文的第一作者是一位刚取得博士学位的临床医生，医术不错，已经是副主任医生，想早日转为副教授，需要学术成绩。在科研工作接近完成后，想投机取巧，不做最后一组实验，而转用一幅已经发表论文的截图来顶替。文章写好后，他打电话给其博士论文导师，一位诊疗任务很忙的名医，描述了文章的内容，请他作为通讯作者。这位前导师未经把关就署了名。有鉴于这种造假行为，学校解聘了这位年轻的副主任医师；对那位年长的名医给予记过处分，并在两年间令其停招学术型博士。施普林格出版社和期刊主编都来信称赞了学校的处理，当事人所在的邵逸夫医院则与MayoClinic共同组织了论坛来加强管理，争取在今后杜绝这一现象。我想对在座诸位说的是：对你们研究工作哪怕是只占次要地位的一项工作，也一定要千方百计将其做好。细节决定成败。千里长堤，也可能毁于蚁穴。 [16:47:24]
杨卫：
四、不要在学术上游戏人生 [16:47:26]
杨卫：
同学们，年青人喜欢上网看看新鲜事，喜欢游戏，有时候还可能有恶作剧心理。但大家要切记：千万不能在学术上游戏人生。这里给大家讲述一个我亲身经历、亲手处理的学术不端事件。我是期刊《复合材料科学与技术》的亚太区主编，每年要处理约300篇论文投稿的审理。前年2月份，我收到一篇源于印度的投稿，涉及铜基体碳纳米管复合材料。我邀请两位审稿人进行审查。第一位来自中国的审稿人的意见是重大修改，而第二位来自欧洲的审稿人的意见是拒稿。我们这份期刊是复合材料领域影响因子最高的学术期刊，退稿率很高，因此我作为主编作出决定退稿。两个多月后，第二位审稿人给我发来一封电子邮件，称其最近收到另一份涉及金刚石期刊的审稿邀请，令其困惑不已。其困惑不仅在于该篇稿件与原先我给他审稿几乎完全一样，还在于投稿人变了，从印度的研究组，摇身一变为中国某大学的研究组。我与同事们通过分析，得到下述判断：1、从投稿时间、写作习惯、图像质量和前期研究基础来看，后一篇是模仿之作；2、来自中国的后一篇投稿的署名作者的地址一真一假；3、所列出的联系电子邮件地址与第一位审稿人有语义关系；4、将后一稿推上爱思维尔投稿平台的电子邮件与第一审稿人的新单位相同。但即便如此，也还有“剽窃说”、“帮忙说”、“陷害说”三种可能。于是，一封以期刊总主编署名的信件在前年8月递交给该校的校长。信中写到“因为剽窃论文的投交者，文稿封面上的署名作者单位，通讯地址，以及一位上篇被我刊所拒稿件的审稿者均出自贵校，我们建议贵校利用其行政权力来查出与剽窃有关的人员。”三个月后，我从自己的电子邮件信箱中收到了一封“检讨书”，书中写到“尊敬的杨校长: 我是一名青年教师，这次关于CST审稿文章剽窃一事，我承认是我自己所为，与任何人无关。这件事的发生也对这两个期刊的声誉包括学校的声誉产生了非常不好的影响。 [16:52:09]
杨卫：
他在信中说明了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今年3月初我无意在一个学术论坛上看到一篇帖子，说的是一个人用一篇审稿阶段的文章改变标题和作者投到另一个期刊，之后在修改阶段，根据审稿意见对文章进行大改（即窃取原文的核心东西重新包装一番），然后将自己添加为作者，后来文章竟然被接收。而就在这个时候我收到来自贵刊的审稿邀请，因为审稿文章接近自己的研究领域，所以欣然接受了这次审稿。我当时的确是受到那个帖子的影响，有点鬼迷心窍，竟然头脑发热得将CST的审稿文章改变标题和作者投到了另一个期刊，后来酿成了不可挽回的大错。当6月份您向我咨询过此事，我谎称自己邮箱被他人盗用，没能如实向您说明这件事。在这里，我对我不实的陈述向您做深刻的道歉！其实，说句心里话，当时我收到您的邮件我就感觉完了，自己真的玩火自焚了。因为我刚来这个学校，还处在试用期，如果这事让学校知道，肯定对我解聘处理。因为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我当时就想尽办法想推脱此事。正是由于我的不实回应，也让这件事情进一步恶化。直到今年9月贵刊发来邮件让学校调查此事。最终，纸包不住火，我向学校如实交代了这件事情。所以我在这里郑重向贵刊说明，这件事情确实是我一人所为，与其他人无关，希望编辑部只对我进行处罚”。 [16:53:14]
杨卫：
我从这件事得到了刻骨铭心的教训，真正切身体会到了“玩火自焚”的道理。这件事情也教育我在今后不管做人还是做事一定要有自己的底线，不要有任何侥幸心理和投机取巧的手法做触犯行业规矩的行为，一旦违规，后果是惨痛的。 [16:53:42]
杨卫：
可是我已经没有退路了，我来到这个大学后刚刚成家立业，而我现在已经面临失业，由于自己毁了自己的学术名誉，也不好再找相关工作。我妻子已有身孕，可是我不敢对她说起这件事情。我来自一个小县城，家境不好，父母为了供我上学，付出了很多，可是当我经历寒窗20载需要回报他们的时候，确做了这样的傻事，我对不起我的父母，我的妻子。我到现在也有8年的科研经历了，在这期间我付出了很多心血，也有一些收获，但是由于我的过失，我将自己之前的基础毁于一旦，我可能没机会再做科研了。我需要再寻出路，因为我还要报答我的父母，养活我的妻子和未出生的孩子。 [16:54:14]
杨卫：
最后希望贵刊和艾斯维尔旗下的所有期刊越办越好。”大家发现这封信确实是发自他内心的一个忏悔。 [16:54:23]
杨卫：
同学们，这个案例告诉我们，真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在学术上千万不要游戏人生。对科学的奥秘是应该有好奇心的，但对科学界的准则千万不要有好奇心。我们还听说过，即使是有些学术巨匠，在年青时也有个别学术上不够清白之处，而当他们作出重大学术贡献时，人们有时会原谅其年青时的瑕疵，而不予揭露。即便如此，当这些学术巨匠在学术荣誉的高峰之巅来忆其一生时，他们也会由于年青时的失误而终生懊悔，内心充满恐惧，无法达到功成名就的安详。我最后用一段马克思的话来结束我的报告“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 [16:54:58]
杨卫：
谢谢大家。 [16:55:00] 杜占元：
谢谢杨卫院士。下面请研究生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研究生于琛同学发言。 [16:55:38]
于琛：
尊敬的各位领导、老师，亲爱的同学们，大家下午好！ [16:55:44]
于琛：
我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宗教系2014级博士研究生于琛，非常荣幸能够在此聆听韩主席及三位德高望重的院士与我们分享他们厚重的人生经历和感悟，为我们展现他们崇高的道德和学风，谆谆教导之切和殷殷爱护之情溢于言表，学生由衷感谢，深受鼓舞。 [16:56:11]
于琛：
两年前，我怀着对学术研究的憧憬离开家乡，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开始了我学术研究生涯。在此期间，我曾心浮气躁、急于求成，也曾徘徊不定、不知所措，甚至曾痛苦失落、妄自菲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师长们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甘为人梯的奉献精神、忧国忧民的博大胸襟、春风化雨般激励着我自强不息、开拓进取。 [16:59:28]
于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实现我们的发展目标就有源源不断的强大动力。中国梦是历史的，现实的，也是未来的，是国家的、民族的，也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是我们的，是青年一代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终将在广大青年的接力奋斗中变为现实。因此，我们青年一代要自觉肩负起民族复兴和国家发展的重任，将自己的人生规划与国家利益相结合，树立责任意识，提高道德水平，增强创新能力。 [17:00:00]
于琛：
今天，我站在新的学术起点上，听完三位前辈的谆谆教诲，回望走过的两年，我深刻地感受到学术道路原本就是充满荆棘、崎岖不平的，只有不畏艰辛、不怕困难、不断努力的人，才有机会达到成功的彼岸。我感到在学术道路上，我们要以责任为先，北宋大儒张恒渠有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17:00:35]
于琛：
知识改变命运，责任成就未来。我们需要通过努力学习，反复思考来提升能力，增长智慧，健全人格，为自己和家人收获幸福，为圆满的人生打下坚实的基础。与此同时，能力的提升意味着我们应当对整个社会、国家承担更大的责任。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青年一代的健康成长和进步始终是党和人民事业兴旺发达的最大希望之所在。 [17:01:12]
于琛：
因此，我们青年一代高校学生要勇敢肩负起时代赋予的重任，把理想信念建立在对科学理论的潜心研究上，建立在对历史规律的正确认识上，建立在对基本国情的准确把握上，建立在对人民群众的无私奉献上，永远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增强知识更新的紧迫感，如饥如渴的学习，勇于到条件艰苦的基层、国家建设的一线、项目攻关的前沿去经受锻炼，增长才干，不断提高与时代发展和事业要求相适应的素质和能力。 [17:01:49]
于琛：
在学术道路上，我们要以道德为本。著名教育家陶行知说过“道德是做人的根本，根本若坏，纵是有千般学问和本领也无甚用处。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在科学研究的起跑线上，在学术人格养成的起步阶段，我们要注意培养正确的道德观，以真理为师、以道德为友，在追究卓越中正道修身，在自我完善中服务社会。 [17:02:18]
于琛：
目前，学术界出现了以弄虚作假，剽窃他人研究成果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学术不端行为，诚信危机波及原本圣洁的学术领域，学术公信力遭受社会质疑，破坏了学术风气，扰乱了学术正汽，阻碍了科学进步，给科学研究事业带来了严重负面影响，究其根本就是因为背离了科学精神，违反了科学道德。科学研究之路崎岖坎坷，甚至布满荆棘和陷阱，这里没有终南捷径，急功近利的短视心态与追求真理的漫长艰辛是格格不入的。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只有实事求是、脚踏实地、刻苦钻研、持之以恒，才能在科学研究的荆棘丛中开辟出一条康庄大道，才能成功跨越学术道路上的重重陷阱。 [17:04:41]
于琛：
在学术道路上，我们要以创新为魂，创新精神是对科学真理的升华，是在通过科学方法、探求事务的本质和规律的基础上实现的又一次飞跃，而绝非虚张声势或者改换头面，中华民族是富有创新精神的民族，作为高学历高层次的我们要在学术规范的指引下勇于创新、开拓进取，强化创新意识，增强创造活力，砥砺创新精神，不断提高创新质量和水平。科技是国家强盛之基，创新是民族进步之魂，广大学生在科学道德道路上一定要秉持创新精神，发奋学习，努力掌握本领域最先进的知识和技术，最前沿的动态和趋势，力争在科技创新、产业发展、技能突破等方面不断取得新进步，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创造佳绩。 [17:05:02]
于琛：
同学们，让我们共同恪守学术诚信，坚决抵制任何背离科学道德的学术不端行为，着力推进优良的学风建设，为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大发展，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自己的青春和力量。 [17:05:08]
于琛：
谢谢大家！ [17:05:09] 杜占元：
谢谢于琛同学。 [17:05:10] 杜占元：
同学们，刚才韩启德主席深刻阐述了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宣讲教育的重要意义。对今后的宣讲教育工作提出了总体要求。吴良镛院士结合自己68年的教学科研经历，与同学们分享了他的成功与体会。杨乐院士强调研究生是培养人才的关键阶段，在科研过程中不能心存侥幸和投机取巧，要胸怀大时，脚踏实地。杨卫院士结合生动的案例告诉同学们在学术生涯中要做到四个“不要”，三位科学家的报告语重心长、感人至深、发人深省，对于我们加强发扬学风建设、树立科学道德、培养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都具有重要的启迪和教育意义。 [17:05:56] 杜占元：
让我们再一次以热烈地掌声对他们的精彩报告表示衷心地感谢。 [17:05:58] 杜占元：
希望同学们认真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五四”讲话和教师节的讲话精神，以老一辈专家学者为榜样胸怀远大理想、陶冶高尚情操、不懈钻研探索，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提高综合素养和创新能力，成为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栋梁之材。要坚持以德为先、以德立学，理想信念，加强品德修养，把个人成长成才融入祖国和人民的伟大事业中，在奉献中努力实现人生目标。要坚持不断探索，勇于创新，注重学思结合，投身社会实践，不断提高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要坚持严格自律，正直诚信，遵守学术规范，坚守学术道德，促进科研和教学领域，成为阳光下最纯洁、最神圣的一方净土。 [17:06:57] 杜占元：
我们也希望广大教育工作者和科技工作者带头践行科学道德，以身作则、言传身教、率先垂范、为人师表，切实当好学生的指导者和引路人。 [17:07:04] 杜占元：
同学们，我们的时代是一个创新的时代，是一个人才辈出的时代，让我们共同努力，奋发学习，不断加强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争做科学创新的时代先锋，为实现中国梦贡献我们的智慧人生。 [17:07:10] 杜占元：
报告会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17:0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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