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宗列先生：机遇挑战，面对文化设施建设迅速发展的思考
中国中元国际工程公司总建筑师孙宗列先生： 大家很辛苦了，我尽量的简短。前面的一些人演讲给我们今天的启发特别大，特别是我们作为一线建筑师，其实也是经常在思考一些我们的设计方法的问题，我们核心的价值，如何体现文化，特别是中国的传统文化。我今天所讲的希望借助近期参与的一些演艺建筑的建筑实践，用胡先生刚才的一种方法，就是逆向思维，前面讲了宏观的方法的，我从一些建筑师具体的项目里面和，我们谈一谈观点。
所有的经济生活最高的境界就是文化，这从我们国家的发展和到现在也有这个底气，也有这个精力来思考我们如何面对世界。我们一线建筑师直接面对未来趋势发展的挑战，回顾一下从我们国家的国民经济五年计划，文化在国民经济里的地位，它是从根本没有到今年开局的十二五规划里面才把文化当做国民经济的一个中长期的规划里面的单独的话题提出来，这是文化地位在上升。当然今年的10月份中央的会议也提出来了，文化的大繁荣，大发展。这些都是我们未来可能面临的极好的机会机遇，同时摆在我们面前还有一些挑战。 从十五以来大家众所周知演艺建筑立面，我们国内真是方兴未艾，发生非常迅速，建成了以国家大剧院为代表的一批文化设施。这一时期从国家投资文化设施的方式上来讲，特别是提到了一种叫多渠道，多种方式筹资，这样一种方式建设文化事业，成为了一种这个时期的有效举措。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民间共同的来发展文化设施，同时大家也知道，我们的文化生活也越来越丰富，我们已经出现了一批有既有建筑改造的小型的演出场所，还有一系列的印象系列，以旅游为主题的主题剧场的表演形式。 的确今天我们谈到的主题，如何在这样的文化建设契机里面，我们能够体现真正的通过这种文化设施的建设，体现中国的文化，中国的地位。我们经济发展上去了，但是我们如何能够创造出与我们经济地位相适应的这种建筑，包括我们的文化。这是我做的一些项目，有早期的梅兰芳大剧院，还有最近刚刚完工的人民剧场的改造和沈阳文化艺术中心前期和廊坊大剧院，这是和张艺谋先生合作的印象系列的，印象海南岛的表演场所，这是面向大海的全新的表现模式。这是我个人最近在北京大学做的北大的歌剧院项目，这个正在进行。这个是施工的株洲的神农大剧院，这也是我本人正在进行的中央歌剧院项目，也是今年刚刚中标的工程。想通过这些项目谈谈一些浅显的心得。 思考一，在一定的时期内我们国家文化设施的建设，这种多种投资模式并存的状态还是会继续，这可能是一个长期面对的现实。合作模式中文化主体，因为各种类型可能都接触了一些，文化主体在当中比重还有话语权。这是多年前做的梅兰芳大剧院项目，这个项目开发背后很多人知道，他提出来一个口号是所谓用房地产开发建设国家文化设施，这种模式。也就是说国家以很少的投入或者不投入资金，引进开发商用大量商业建筑从开发商的利润中提供对于文化设施建设的资金。这个具体的时间是2002年开始设计，2004年开工，这算是合作开发的成功案例，但是作为设计来讲，我知道这里面艰难的历程，非常的艰难。大家知道京剧在我们国家国民心目中是至高无上的，对于这样艺术品种国家采取的方式是很少的投入，但是带来的难度和问题在什么地方呢？比如说这一块地，这个项目整个用地是2.3公顷，用这样一个属于国家京剧院的国家土地，在上面建筑办公楼和酒店，项目一共规模16万平米，真正用于文化设施的比例只有1.3万平米，用地就是一个小角，用国有的土地一种合资的方式。最重要值得提出跟大家思考的将来还会面对的问题是什么呢？在这种投资模式下我们文化主体话语权的问题，它变成了文化设施需要建设每一分钱要跟开发商去申报，批准之后才可以使用。我们文化的地位究竟在哪里，这个模式下是一个思考。 在有限的资金，这个京剧院项目是开发商用整个规模提供了八千万的投入，只够盖一个壳，国家专门立项申请，提供了3.8千万的舞台精装费用，标准十分低劣。可以看到红墙，最后没有办法，一分钱分成两份花。我们一些创作，这是我跟艺术家隋建国先生共同创作红色的墙，这表达很浓厚的京剧文化的红墙，这上面采用金色木雕，带有很浓厚中国的传统，包括艺人记忆，每一个雕塑表达一出经典剧目。大家可以看到到目前为止空缺了很多，我们一共设计了大概七、八十个位置，没有钱，这一个木雕多少钱呢？从制作安装万六万块钱人民币，现在这个钱只够做32个，就放在最直接能够看到的地方，剩下空着，这个资金的状态十分的缺乏，这是一个国家级的开发设施。 这个照片我非常郁闷，留了那么多空缺，后来我有机会到西班牙萨拉门卡广场，这个广场是四方形很简单，四面柱廊浪面留了一些雕像，一面是艺术家，一面是军事家，一面是经济学家，一面是政治家。这个雕塑很有意思，这是值得上去的历史上可以记忆的人雕一个上去，可能未来没有产生就留空缺，留了很多空缺，从这一点上似乎找到一些安慰，我回来跟京剧院的院长说找到安慰了，为艺术留一些未来的空间吧，只能这样自我安慰。 我们中央政府在文化设施建设上，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投资规模上，这种差异是很明显的。这个例子是跟德国的建筑师一起合作的沈阳的一个项目，这是沈阳的文化艺术中心。可以看到这上面有点错误，这应该是07年参与第一轮投标，这个项目是政府全资投入，每年什么合作，政府想要。这个规模是4.5万平方米，4.5公顷，4.5个亿，因为沈阳作为辽宁省的省会已经有辽宁省大剧院，他缺乏音乐厅，从城市功能上来讲的确需要建设一个专门是音乐厅的建筑。当时有意思的是最早的任务书要求设计几个独立建筑，我们后来分析混合岸边视线非常开阔，这是从机场进入沈阳市的必经之路，非常显著。建筑师的贡献是把两个功能合在一块，认为成为一种互动，独立的美术馆和音乐厅，两个互相没有什么联系的话，其实从事用，从互动上都是有问题，最主要还是从建筑的城市形象上，把几个分散的合并集中，更容易成为一个标志。到了一年以后，2009年突然有官员觉得这么一个机会只建音乐厅有点可惜了，沈阳市自己还没有大剧院，就在原来的基础上再加一个大剧院。大家知道加一个剧院不是简单的事，而且是加1800座剧院，这变成又复杂了。这时候的规模变成了8.9万平米，占地10公顷了，投资初步估算是9.2亿。这种变化在一年之间可以有翻天覆地的变化，对投资，对规模占地似乎好象弹性非常大。我们在国家投资一对比就感觉，国家投资从政策法规投资审批等等一系列约束制约了建设规模和标准，但是地方恰恰可能更洒脱一些，更容易超越一些。 更有意思的是到了09年，正好辽宁省申报2013年全国运动会，一下子城市规划产生了大的变化，城市的老的行政中心从浑北迁到混南，整个形成新的城市中心，这种情况下新的博物馆，科技馆，美术馆，要围绕新的城市行政中心来建设，这已经开工建设的美术馆，在已经开工的情况下拿走，变成了车库，然后在新建一个新的美术馆。这能看出来城市发展的速度和文化设施建设的确影响是非常巨大的，当然这个项目后来有其他设计院来实施，我的消息也不是特别准确。 这是我现在做的中央歌剧院的项目，这个场地非常拥挤，这个位置在东二环，大家知道是文化部的北侧，现有的文化部的停车场。再北面就是北京的早期80年代很典型的新古典主义的富华大厦，在这个场地上其实我最初在谷歌地图上都不敢相信这个地能建一个剧场。这个规模是多少呢？占地是1.3公顷，按照中央歌剧院的功能应该是建设五万平米左右，地上地下，国家能够批准的投资是2.3亿，这个数字是绝对不够的。 地方政府在文化设施建设上的心态有所不同，企业与政府合作除了要取得利益，反而企业参与的文化设施建设更关注运营，长期的生命力，因为他投钱要关注盈利，而政府往往是解决有无问题，解决规模问题，至于说今后如何使用，怎么样运营，似乎考虑的并不是说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这个例子是07年参加的廊坊大剧院的投标，这是当时国家竞赛中标方案。投标的时候政府作为自己投资，政府来建设的文化设施，场地很小，就0.9公顷，就是在湖边的一个岛，廊坊作为一个生态城市，他的布局和新区还是做的很舒适的，这是新的文化中心，包括新的博物馆，这是一个聚集区。在一个岛上，只有那么大点地做一个标准的1500座的现代剧场，这个投资两个亿，总面积2.5万平方米，这个招标之后，这个方案经过了专家、政府还有市民评选，放在市民广场上大家投票，最后终于通过了，通过之后马上搁置没有再进行了，估计政府前期做研究付了几十万方案费不痛不痒，但是真正建设信心的问题，就在摇摆。在这当中又发生了我们国内几大灾难，政府觉得这时候盖楼不合适，就停止了两年。胡先生参加后面的国际评标了，一下子产生了大的逆转，有一个独立的剧院投资变成当地一家能源企业来开发建设，这个项目规模就变成了60公顷的用地，从一个0.9公顷变成60公顷的大的开发，建成一个剧院群，其中用于剧院的部分就是13公顷。但是有意思的是这样的，我觉得一个是政府心态的变化，因为一个标准的剧场从长期运营来讲少则千万多几千万每年的投入，这是必不可少的，这种信心转嫁到企业来做。这个里面比较有意思的是什么呢？企业反而把旅游艺术观赏和购物作为一个系统来做了，规划在边上有一个艺术家的创作聚集区，他们的创作就可以直接到这里来演出，这边又是汉唐街，西唐街，总之借助在北京的距离还是比较方便的，变成了这么大一个大手笔。 这里面企业为了最主要剧场演出专门组织艺术团队，专家演出，专门写剧本，演固定剧目，这一次投标比较冷静的是，他已经给建筑师提供了一个完整的工艺设计，至少大家无论怎么做，这是适合专门的演出。我们多项目大家可能也有共同的感觉，有的时候是一项形象需要，政府的工程，我们正好是和卡洛斯呵夺的株洲神龙大剧院，这是为了六十年建市，作为设计单位来讲比较疲惫的是赶庆典，因为剧院的设计是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这个压力是非常巨大的。而且这个投资是政府与企业合作的，政府不花一分钱，施工单位全资来施工，然后我可能给你划拨土地，你去介入房地产开发，是这样一种交换的模式。这个里面我们甚至连设计费很难拿到，政府说钱不是问题，因为他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变通，问题是没钱，就变成了一种很怪的现象。当然这个也不一定就是准确，我们只是说谈到设计过程中的一些体会。到了今年年底建市纪念庆典也过了，没有赶上。我们感觉这到很庆幸，终于这个项目建设回归到理性的角度了。 思考二，地区间的不平衡和差异明显。我们知道我们国家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无论是经济还是文化，从一些资料上来看，文化事业费，我查了一些08年文化部的统计，地区最高的人均文化事业费美金是87元，第二上海是71元，第三是天津44元，这三是前三位，最低的是河北，只有7元，我们从文化设施来讲地区的不均衡的差异性还是会长期存在，我认为中小型城市这种不发达地区，就演艺建筑而言需要融入我们声学领域，北京院的老先生在80年代就提出来一厅多用，这样一种一厅多用的状态怎么样提高品质和适用性，这还是要广泛存在的。 从目前来看现在的现实生活大剧院模式的传导影响还是很深的，贪大求全，这就是缺乏理性，特别是缺乏对地方特色文化的挖掘，这可能也是一个中小型城市也面临的状态。 对于一些中心城市，对于艺术团体比较集中，相对艺术发达的地区，从文化部的一个统计，2010年部署的九个院团年总的演出场次达到2669次，平均已经接近每团每年300场，大家可能专家会知道，这是一个标准的剧院，能够独立运行的一个基本数字，支撑一个剧院能够良性运转的数字。应该说在文化发展上有了一种基础是什么呢？就是实现所谓的一团一场，现在文化部也在推行一团一场制度。支持一个文化能够良性运转，它的三大支柱，就是保留剧目，轮换上演，剧团和剧场合一，加上高补贴下的市场运营，这是我们文化得以持续生命的基本的需要。在这个基础上我觉得对于早期提的一厅多用又有了新的诠释，建筑可能会有机会为一个演出类型研究多种使用的可能性，那就是专业性，现在中国已经从文化的发展发展到有条件说追求专业性的阶段。比如说我们在梅兰芳剧院专门做适合京剧听众的观众厅的设计，就是那个包厢，当然也有人说这是贵族化的。大家实在不理解京剧票低得令人可怜，由于这个做了包厢之后，这个单座位是2080元，这是供不应求的，这带动了相当的票房，这也是一个社会现象。我们现在做的北大的歌剧院，我们希望有一个全新的观众厅的表达，但是艺术家可能希望是一种文艺复兴，意大利的辉煌，这都是需要进行深入的探讨。 思考三，还是回到我们自身，建筑师面对这样一个未来的环境，面对我们的挑战的角色。有一个现象很有意思，从活跃现在演艺建筑的声光舞台的专家，他们并不是说专门受过教育直接为了研究这样目标去的，而有一些是建筑师有一些是其他专业的，但是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对艺术有共同的热爱。这种造就了在深入的艺术，他有对艺术有深入的了解，所以才造就了他们不同的创造力，这是我发现的一个普遍的现象，也很有意思。所以我觉得建筑师还是需要深入艺术，另外还是要深入艺术家，有一些现象要从艺术家的身上才能够获取。比如说我们都想象不出京剧这种艺术不谈产业，我们老说文化产业，我们为京剧营造一个什么样的可能性。另外希望给未来的京剧创造一种可以发展，可以变化的可能性，舞台怎么办。你深入艺术家会了解了，一变化全乱套，为什么呢？京剧艺术家的培养从小到大是师傅言传身教，就是对着台口线地毯，这个一变所有方位没有定位了，全乱套了，任何一个事物要有发展难度还是很大的。 现在往往是建设剧场能够有发言权，决定权的人不懂艺术，恰恰懂艺术的人对设施建设没有发言权，只有使用权，这就造成了建好了不适用的局面。这两个项目我都是很期待，跟艺术家能够直接来对话。 最后是建筑师的角色，坚守和责任。这里面给大家快速过一下北大歌剧院的想法。刚才崔恺大师谈到本土的建筑本源，这是未名湖畔，这曾经是季羡林养了四年河的地方，在北大这样非常有文化底蕴，有特色，在这样特色校园里面做一个艺术学院和歌剧学院共用的教学和演出，我还是希望从荷塘，从真正和植物生长自然的状态拉到建设场地上，更符合校园的学术地位，用荷的主题来塑造的一个形象，这个手段也很简单，但是你要表达的意思是生长状态的一种荷，具有很强的地缘性。 这是中央歌剧院我们中标方案的形象，中央歌剧院所探讨的是什么问题呢？由于歌剧是一个外来的，有西方传入中国的艺术方式，很多人都希望这个建筑应该是一个纯粹欧式的表达，当时在投标的时候，招标的时候提出来所谓典型欧式，对于建筑师来讲所谓典型欧式几乎是无解的一个说法，我们就变换了一下思维方式，也是逆向思维，我们是希望有歌剧历史发展的线条、线索上去寻找所谓典型点，在这里面挖掘一些可以在建筑上能够表达的一种方式。从古希腊开始，因为歌剧发源追溯到古希腊，到现实我们中国的现代社会，希望外形是有古希腊，有纪念意义，有仪式感的感觉，到了前厅回顾一下意大利辉煌的年代，到了最终是现代者使用的，是这样一个层次来理解。这个场地非常狭窄，在这样一个状态下我们比较创造性的突破了所谓标准的舞台，我们做了一个田字型舞台，歌剧院舞台美术专家在有限的用地里面，如果去把舞台的演出可能性扩大到最大化。我们研究了种种可能性，有一些时候可能都是无奈，非要做一个欧洲古典的，不像刚才胡先生说的安德鲁说不愿意不做，我们只能被迫去做，但是建筑师要在里面坚持。现在总算回归到比较理性的，经过不断的努力，回归到理性的状态了。 我们现在的建筑师应该是在吸纳世界优秀文化的前提下，我们的作品应该表达出中国对世界文化的态度，这个是我一个比较核心的理解，我们现在这个阶段经济发展上去了，但是我们其他方面，特别是我们的建筑，我们建筑师本身应该是在吸纳所有优秀的文化基础上，对我们作品表达出一种面对世界的态度。谢谢大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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