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心四合院—拆掉“第二座城墙”

摘要： 北京的胡同和四合院正在成片成片地消失。

关键词： 四合院 城市规划

五十多年前，林语堂在《迷人的北平》中写道：“北平是清净的。这是一所适于住家的城市，在那里每一所房的房屋有一个院子，每一个院子里有一个金鱼缸和一棵石榴树，那里的蔬果是新鲜的，要生梨有生梨，要柿子也有柿子。这是一个理想的城市，那里有空旷的地方使每个人得到新鲜的空气，那里虽是城市却调和着乡村的清净，街道，狭胡同，运河，这样适当的配合着。”

而现在，这个被诗意的笔调赞颂的地方，写着“拆”字的房子到处都是，短时间内，它们变成一些废墟，再往后，会起来一些似曾相识的楼房。

北京旧城消失的速度之快让人吃惊，这速度快得让人来不及看清推土机铲掉的是哪段历史，来不及思考行为本身的后果。

据统计，目前旧城“改造”的部分，已经占原来北京旧城面积的三分之一，而剩下的三分之二，又有一半是故宫、北海、中南海等重要建筑和水面，没有改造的只剩下三分之一，也就是只有９平方公里的面积。

“一个中关村改造的中心区就是７５平方公里。将近１０平方公里的旧城，相对于１０５０平方公里的大北京，意味着什么？”清华大学建筑系青年讲师方可说：“量变会引起质变，如果在旧城内，新建筑持续增加，那么整个旧城的历史文化风貌的保持就很危险了。”

代之以胡同、四合院的，是大量没有个性的新建筑，其实际效果，吴良镛先生总结为“好的拆了，滥的更滥，古城毁损，新建凌乱”。

但是，对于旧城的蚕食依然在继续。五十年前，北京拆掉城墙，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曾经为之恸哭，这段往事在今天被作为当年犯下的一个重要错误被屡屡提起，而作家舒乙先生写道：“北京现在是在拆第二座城墙，胡同、四合院就是北京的第二座城墙！”

北京旧城被称为“世界都市规划的无比杰作”，它在元朝大都城规划建设的基础上，历经元、明、清三朝近８００余年的都城建设而成。它本身就是北京文化发展的巨大结晶。

作家冯骥才在游历巴黎旧街区时感叹：“那浩大而深厚的文化，正是沉淀在这老街老巷——这一片片昔日的空间里；而且它们不像博物馆的陈列品那样确凿而冰冷，在这里一切都是有血有肉，活生生的，生动又真实，而且永远也甭想弄清它的底细，如果这些老街老巷老楼老屋拆了，活生生的历史必然会散失、飘落，无迹可寻，损失也就无法弥补！”

再过些年，北京还有资本让后人留下这样的感慨吗？

失落的文物

广渠门内大街２０７号的曹雪芹旧居，因为广安门大街的开工，将被拆除。它是至今惟一被认定的曹雪芹旧居，几乎所有文物学家和红学家都确认了这一点，但有关部门的态度一直不明朗，对外界的说法一直是“学术界有争论”。

事实上，自１９９１年以来，因为实行大规模的危旧房改造，文物古迹遭到破坏的情况层出不穷，比如，１９９６年开工的椿树危改工程拆除了尚小云故居、余叔岩故居等多处重要文物，１９９７年初开工的牛街危改又拆除了著名的“清真女寺”。

很多文物的破坏，媒体和公众都不清楚，但１９９８年８月开工的菜市口大街改造工程中，被拆除的文物之一，戊戌变法的重要见证物——粤东新馆被媒体曝光。当时中国文物学会会长罗哲文以及郑孝燮、俞伟超、谢辰生等著名学者曾联名向中央写信要求“刀下留馆”，但宣武区一些部门却以“易地拆迁”为名，未等中央和北京市做出批示，便迅速将粤东新馆拆除，造成既成事实。

“易地拆迁”，本来应该由文物技术人员按照一套严格章法精心操作，而当时粤东新馆却由四川的１３个庄稼汉抡圆铁锄完成，“粤东新馆”霎时间成为一片废墟，砖、瓦和石头都被民工拿去卖掉。

相对于这种种对文物的公然拆毁，被学者认为是明清文物的美术馆后街２２号院能够留到今天已是大不易。小院的主人、８８岁的赵景心老人说：“不管以后这个房子能不能保住，我们觉得已经是个奇迹。”他说，邻家的院子是个王府，解放后曾经住过建设部的一位部长，“不是说拆也拆了吗？”

“现在经常说是文物挡道，我想应当有个先来后到吧。文物在那里已经有几百年，为什么修路不可以拐一下，让一让？”文物专家谢辰生生气地说。更是文化问题。

文物保护当然应当重视，但一位建筑学家指出，退一步讲，即使不是文物，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的组成部分，四合院也应当被保护起来。今天保护旧城，应该是有整体性、有规划思想的保护，而不止于对一个建筑、一条街道的保留。

清华大学建筑系讲师方可认为，大面积地拆除老房子，至少存在两方面问题：其一：建筑是“石头的史书”，历史悠久的街区中被拆除的老房子大多都有数十年以上的历史，含有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如果它们存在，后人还可以不断有所发现并加以利用，一旦全部拆除，很可能将给后人留下无穷的遗憾。

其二，文物建筑和周围的老房子是一个整体环境，将文物周边的大片老房子拆除，只剩下一些属于文物的古老房舍和院落突兀地立在那里，不仅破坏了宝贵的历史文化资源，也破坏了整个历史文化环境，对那些保留下来的文物也是很不利的。正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著名建筑师贝聿铭在去年接受记者采访谈到旧城保护时说：“四合院不但是北京的代表建筑，还是中国的代表建筑。保留要一片一片地保留，不要这儿一个王府，那儿一个王府，孤零零地保，这个是不行的。”

专家们一致认为，北京的当务之急，是对北京旧城的地位重新定位，只有指导思想明确了，才能做技术上的安排。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保护旧城在管理归属上有着自己的问题，文物保护属于国家文物局，而历史文化名城（更强调格局保护和风貌保护）的管理属于建设部，国家文物局的一位人士对此形象地说：“文物保护找文物局，但文物生态环境的保护我们管不了。”所以两个部门之间的配合协作相当重要，若是两个部门管理之间出现真空状态，则会给城市风貌造成巨大损失。

菊儿胡同的启示

北京旧城居民生活条件差是有名的。单位分房如果说分到“平房”，往往是无可奈何的选择。

四合院真的不适合居住了吗？事实上，很多人都认为，在四合院里生活才是真正“诗意地栖居”，北京不少不错的四合院，能卖几百万、甚至几千万的高价并不少见。现在不少富商，以自己住在四合院里来显示文化品位和生活品位。

但现在很多四合院因为人口膨胀私搭私建成了大杂院，已经寻找不到四合院原来的那种幽静、自然的感觉，生活条件十分恶劣。

据推算，如果北京的四合院内迁出二分之一的人口，再加上改建翻新，剩下的居住者就能生活得相当舒适。

保护旧城，是否会阻碍发展，阻碍人民生活的改善？这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吗？

非也。建筑学家和文物专家们强调旧城保护，但绝对不是说旧城的一砖一瓦就不能动了。

事实上，对于四合院的改造，建筑界一直在进行不断的尝试，其中最有名气的是１９９０年清华大学建筑系吴良镛教授主持的菊儿胡同住宅改造工程。菊儿胡同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地段，也是危旧房较为集中的街区。吴良镛教授用“有机更新”的理论成功指导了这次胡同改造。

菊儿胡同的改造和今天的大规模改造不同之处在于并非一切推倒重来，而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采取不同措施。当时房屋按照质量分为三类，质量较好的７０年代以后建的房屋予以保留，现存较好的四合院经修缮加以利用，破旧危房予以拆除重建。

重新修建的菊儿胡同按照“类四合院”模式进行设计，高度基本上是２-３层，维持了原有的胡同-院落体系，同时兼收了单元楼和四合院的优点，既合理安排了每一户的室内空间，保障居民对现代生活的需要，又通过院落形成相对独立的邻里结构，提供居民交往的公共空间。

菊儿胡同的改造受到各方关注，受到专家学者、政府官员和居民的普遍好评，迄今已经荣获国内建筑界的六项大奖，还获得了亚洲建协的优质建筑金奖和联合国的世界人居奖。

然而，菊儿胡同改造二期工程完工后，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一方面作为北京旧城更新的代表屡屡见诸报端；一方面，北京旧城更新实践却几乎完全和“菊儿胡同”探讨的模式背道而驰，各种大规模商业性房地产开发方案以“危旧房改造”的名义在旧城内遍地开花。

一种更适合北京旧城改造的实践，菊儿胡同是一个开头，但似乎也就此终止了。保护旧城意识有所加强

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的首都北京，实行的大规模危旧房改造的模式对于各个中小历史文化名城起着或多或少的示范作用。

“大规模改造”在６０年代也曾经被西方诸多大城市所采用，诸如伦敦、巴黎、慕尼黑、纽约、波士顿等历史悠久的大城市，当时都曾在市中心拆除大量被战争毁坏或者并未毁坏的老建筑，进行“城市更新”，取而代之各种标榜为“新”的国际式的高楼。然而，焕然一新的建筑和城市空间带给城市居民的却是一种单调乏味、缺乏历史感和人性的城市环境，例如莫斯科的“新阿尔巴特街”，被斥为“莫斯科的假牙”。二战被称为对城市的第一次破坏，而“城市更新”运动后来被许多学者称为对城市的“第二次破坏”。

６０年代以后，许多西方学者对此进行反思并进行抨击，Ｊ。雅各布认为，大规模改造计划是一种 “天生浪费的方式”，她通过对二十多个美国城市的调查，一针见血地指出：“大规模计划只能使建筑师们血液澎湃，使政客、地产商们血液澎湃，而广大群众则总是成为牺牲品。”“（这种）用于城市建设资金的使用方式已经成为城市衰败的有力工具。”

然而，这样一种已经被西方建筑学界摒弃了４０年的改造思想，在今天的中国依然大行其道。

５０年代确立的以旧城改建、扩建为中心的思路一直延续至今。对二环路以内对北京旧城的超强度的开发，致使人流、物流、车流向内城过度集中，造成严重的住房压力、交通拥堵、空气污染等问题。这被学界定名为“破坏性建设”。

一位学者指出，与其说大规模改造危旧房是认识问题，还不如说是利益问题。因为今天的改造更多的是有关部门和地产开发商在进行，而开发商为了尽快回收巨额资金，必然让旧城的各种复杂问题简单化，因此，“简单化”可以说是大规模改造方式的一个天性。所以，现在在北京危旧房改造中出现的“三光”现象（树砍光、房拆光、人搬光）也就不足为奇了。

这位学者说，也正因为改造在很大程度上被开发商左右，他们选择地段首先考虑的是是否有经济收益的繁华、临街地段，这些地方质量很好的房屋也会被拆掉，而一些危旧房情况非常严重的地方因无利可图反而得不到改善。

对于北京的旧城改造特别是民居改造，学术界的呼声普遍是进行整体规划和思考，不要急于下手，更不能在没有思考清楚的情况下“加速危改”。

现在，小规模改造北京旧城的呼声越来越高。清华大学吴良镛教授提出的北京旧城居住区“有机更新”理论和北京建工学院汤羽扬教授提出的“微循环”四合院革新模式都是这种思路。

吴良镛教授提出的“有机更新”主张“按照城市内在的发展规律，顺应城市之肌理，在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探求城市的更新和发展。”这一理论在菊儿胡同改造时得到成功实践，建立了“新四合院”体系。

汤羽扬教授提出的“微循环”四合院革新模式，也是逐步改造、渐进更新的办法。在她设计的方案中，居民是房屋改造的投资主体，开发商做投资的辅体，而建筑师来做指导性规划设计。这样就变被动为主动，有利于旧城风貌的保存。

事实上，在民间进行的一些四合院改造已经有不少成功的例子，家居杂志上经常能看到古典与现代结合得很完美的四合院改造范例。

不过，小规模改造目前还缺乏社会的积极关注和有力支持，在政策上，也缺乏积极指导和有效管理。另外最重要的一点是，小规模改造因为房屋的归属权和规划的不明朗，在权益上缺乏保障，影响居民的积极性。

根据政府部门的规划设想，旧城内９５％的地区将来都要进行“危改”，不少私房主不敢把大量资金投入到房屋修缮，以致在北京实行大规模改造的计划之后，许多四合院的质量开始迅速下降。“北京七百多年来没有出现过这么大的危房面积。”一位学者说。

大规模改造计划导致住房质量下降，房子质量下降更要拆，这是今天北京旧城改造中出现的恶性循环。

近来，北京在保护旧城方面的意识有所加强，不久前划定了首批２５片历史文化保护区，包括了南长街、北长街等地区，占地面积９５７公顷，加上旧城内的文物保护单位，总占地面积２３００公顷，占旧城总面积的３７％。

北京市的这一举措当然让人高兴，但也有人担心，是否这一区域的划定，意味着除此之外的广大区域都可以堂而皇之地拆除？

但愿这是多余的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