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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2月，中国建筑学会选举产生了第12届理事会，新任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徐宗威步入建筑设计界同仁的视野。翻开中国建筑学会的历史，从1953年国务院批准成立以来，历任学会秘书长自汪季琦、花怡庚、金瓯卜、龚德顺、许溶烈、张钦楠、张祖刚、窦以德，直到周畅，有建筑学专业背景的人占大多数，而徐宗威是一个以搞“建筑经济”出名的行政领导，他这些年在建筑经济与政策法规领域方面的成功经验对推动目前国内的建筑创作有何价值？有人说，这位新来的秘书长，似乎是未来中国建筑创作的一个风向标——他力倡让中国建筑创作“少些浮躁奢靡的风气，多些务实求稳的风格”，与业界同仁形成意识共振；还有些人说，徐宗威丰富的人生和工作经历、对建筑历史与文化传统的执着热爱、对城市环境问题广博的看法与认知，或许预示着他将和中国建筑一道打破固有的建筑学思想，走入一个广义建筑学的新天地。显然，人们有所期待——
徐宗威
一、当前建筑创作方向需要加强正面引导
在建筑设计领域里，徐宗威似乎是个陌生的名字。几次开会遇到这位随和而谦逊的新任秘书长，他的发言观点鲜明、视角独特。第一次采访，我便开门见山地问他当上中国建筑学会秘书长后最想做的事。
徐宗威简单地思索了一下说：“中国建筑学会应该起到正面的和主流的引导作用。应该说，中国建筑师在中国的建筑创作、城乡建设和中国传统文化建设、传承方面做了很多的探索和扎实的工作，贡献很大，目前呈现出一种多元化的创作趋势。然而在当前多元创作的道路中，含有一些不科学的、盲目的倾向，甚至夹杂着一些跟当前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相悖的理念和追求。例如，当前城市建设中盲目追求“高大新奇”、“崇洋昧外”，中华民族优秀建筑文化受到破坏，城市缺乏中国特色、人文关怀。同时，因为建筑创作过分追求形式，也带来资源巨大浪费的结果，以及对环境的各种破坏等等。”
徐宗威告诉我们，针对一些建筑创作中存在的问题，2012年他首先要做的工作就是在学界进行正面的引导，并旗帜鲜明地表达学会的观点：学界对建筑创作支持什么、赞成什么，反对什么、鼓励什么。2012年1月初，中国建筑学会在人民大会堂组织召开了座谈会，组织院士、专家以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的政府官员共同探讨“发展和繁荣中国建筑文化”这个议题，希望在此基础上形成一种主流的观点，传承中国建筑文化的核心与精髓。会上中国建筑学会向广大中国建筑师发出了《发展和繁荣中国建筑文化倡议书》，其中包括六条倡议。
徐宗威介绍说：“倡议书发出后，许多设计团体和建筑师，纷纷就倡议书中的具体问题展开深入的讨论。有的人向学会有关部门建议说这六条哪一条应该怎么写，哪一条应该怎么修改，表现出他们的关注和热情。于是，中国建筑学会在今年3月开会继续组织大家讨论， 500多位甲级设计院的建筑师参加，大家争论的很激烈。建筑师们普遍认为中国建筑创作的方针具有一定的历史性和科学性，它客观地体现了建筑设计本质的精神，就是“经济、适用、美观”。不同建筑师对这六个字可能有不同的理解，总体上大家是有共识的。徐宗威强调：“现在的问题是在实际设计工作中这六个字给用颠倒了。先是"美观"、然后"适用"，最后是"经济"。把建筑的形象和形式放在首位，首先追求的是什么样的形式能够"抢眼球"，什么样的形式能够让人过目不忘，而不是先追求怎么能够"经济"。我所谓的"经济"就是让建筑在它的寿命周期中能够节能减排，能够更好的保护环境和自然……。”
他说，“我这么理解，组织大家对中国建筑创作方向展开的讨论，真实目的不是讨论本身，首要目的是唤起建筑师们对当前建筑现象或者建筑设计中存在问题的一种重视，因为这些问题实际上都跟我们建筑创作的方针有直接的联系，是由建筑创作的指导思想决定的。所以学会组织的这场讨论，关键是要在业内引起大家（建筑师、工程师和广大建筑从业人员）的共鸣，让大家能够意识到在这个行业中，确实存在着方向问题，或者叫迷失方向、方向不清。我觉得，有些"高大奇异"的设计就是方向不太明确造成的——不管什么房子都用玻璃幕墙在外面包裹起来，或者建筑没有设计外窗，太阳照不进来了……现在有的建筑里面既找不到一缕阳光照在桌面的感觉，也体会不到清风拂面而过的感受。按说这是人们一种正常的生理需求，是人和自然一种很正常的关系。”
“组织讨论的第二个目的，是赋予建筑创作方针新时代的要求与内涵。"经济、适用、美观"的方针是在新中国刚刚建立、百废待兴的社会背景下提出的，那时国家财政用于经济建设费用支出很少，我国提出了"经济、适用、美观"的建筑方针指导建国初期的建设。现在新中国经历了60年的建设和30年的改革开放，我们的国家经济实力和全球经济地位完全不一样了。所以在新的形势下，如何赋予建筑方针新的内涵和要求，如何体现时代的精神和要求，需要认真讨论。”
徐宗威说，建筑创作方针问题的讨论才刚刚开始，“这个讨论的根本目的，就是让大家对中国建筑创作方向形成共识，让我们中国的建筑能够在传承中国优秀传统建筑文化的基础上，适应时代的发展、工业化的发展、新技术及新材料的发展等等，来打造我们中国建筑创作特有的理论和开辟中国建筑创作自己的道路。只有形成这样共识，才是这场讨论的意义所在。”
二、建筑应传承优秀的文化和思想
2001-2004年，徐宗威经中组部和建设部安排，援藏支援边疆的建设，他在那片浩瀚无垠的高原工作了3年多。谈起自己在西藏的生活，他没有提及那里艰苦的生活条件，而是开心地笑。他说，那是一段难忘的建筑文化体验，勾起了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极大热情。他告诉我们：“西藏是个值得一去的好地方，那里的自然风光举世无双，喜马拉雅山脉东西横贯1600公里，6000米以上的山峰不计其数，面对那种高天厚土，你站在喜马拉雅山脚下是一种什么感受？我被西藏的建筑文化深深地吸引。”
徐宗威给我们讲述着他在西藏的故事，一脸欣慰的表情。“我刚到西藏3个月时，曾写过一个报告，名字叫《西藏城市建设问题》。从建筑学角度讲，进入上个世纪90年代，拉萨城的建设速度很快，大家缺乏经验，造成了一些问题，令我心痛的是，我觉得布达拉宫非常悲壮、拉萨河非常孤寂。为什么用了那样的字眼？在西藏高原这样一个自然环境相对恶劣的地方，用渣土、碎石、很短的木料建起一个6万平米的建筑——布达拉宫，相当于13层楼、117米高，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没有布达拉宫就没有拉萨，它是世界级的文化遗产。然而拉萨的城市建设发展非常迅速，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差不多每年有20万到30万平方米的新建筑"拔地而起"，却很少有一个建筑、一条街道、一个街区是为了衬托和呼应布达拉宫而建的，这些新的建筑都在表现自己、张扬自己。世界级的文化遗产周围没有一幢建筑呼应它，它是不是有点悲壮？再说拉萨河。它从市内穿过，水面宽阔，河水清澈，这是非常难得的优美景象，但你在拉萨市内是看不到拉萨河的，为什么呢？因为拉萨城里都在建房子，完全把拉萨河遮住了。只有开车出拉萨城的路上才能看得到它美丽的面貌。后来我就开始搜集、整理、总结西藏传统建筑文化，在援藏快结束的时候出了一本叫《西藏传统建筑导则》的书。无论拆得多快，有了这本书，将来想恢复的时候还可以再建起来。这几年拉萨城已经又有了新的变化，布达拉宫周边很多风格不相协调的房子都拆掉了，政府花了很多钱，这也反映出中央和地方政府在保护西藏建筑文化上不遗余力。”
徐宗威的专著《西藏传统建筑导则》2004年出版。他跑了全西藏40多个县，行程2万公里，纵深处走到西藏历史上神秘的波密王国、西拉里王国和古格王国，访问了农牧民家庭和僧侣。该书特别关注西藏的建筑文化保护问题，对西藏地区具有悠久历史的宫殿、寺院、庄园和民居等比较深入地调查和研究，第一次比较全面系统地总结了西藏建筑的形式与风格。有业内专家认为，《导则》对抢救和整理西藏优秀传统建筑文化起到了重要作用，对西藏城乡建设更好地继承和发扬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基础性和技术性的指导和依据。2004年徐宗威因工作原因调回北京，但后来的很多援藏项目，无论中央的还是地方的，还在依据他编写的《导则》设计。这是一件令他十分骄傲的事！
要让建筑真正地传承中国文化、思想、精神的传统，谈何容易！徐宗威若有所思地说：“传承中国建筑文化确实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我想，最大的挑战就是中国传统建筑文化中一些固态的形式，例如城郭形式、斗拱形制、木构体系、砖瓦材料、院落布局等等，在现代建筑中都不好实现。当代人们对资源的意识正日益增强，建筑不可能再占用大量的土地，去烧砖制瓦或者建院落布局的住宅；也不可能采伐大片的森林，去建设木构架体系的建筑群。当代建设活动必须适应我国目前的资源与能源结构，避免与之相悖和自相矛盾。但是从建筑文化的层面、建筑思想的层面和建筑精神的层面，我们确实有相当多东西可以传承。在现代建筑中，完全可以体现以人为本的思想。人是需要阳光的，需要清风的，需要亲情的，如果不考虑这些，非把房子设计成工厂、车间似的，就不可取。”
徐宗威曾多次提出建筑创作应遵守建筑师职业道德。他说：“我的建议遭到了一些建筑师的不满。他们解释说，不是我们不讲道德，而是有些环境和体制的问题逼得我们不得不违背职业道德。但是作为建筑师，怎样把一个城市的空间组织好，怎样把一堆同样的建筑材料设计成一个建筑精品，并且能够经久不衰，这种建筑师职业道德体现了对自然的尊重，对人文的关怀。”
徐宗威对我们说：“我理解在当下提出"遵守建筑师职业道德"这个问题的难度，因为市场经济在某种意义上是冲击道德、冲击感情、甚至冲击艺术的。无论一个企业、一笔资本，还是一个经理人，抑或一位建筑师，如果只是追求利益，让其讲道德、追求艺术，当然有难度。但是如果一座建筑因为设计的原因只用了一、二十年就不能再用了，建筑师的道德是不是应当受到审判？设计创作不仅仅是建筑师个人艺术技巧的展现，更要对人负责，对社会负责，对自然界负责。”
徐宗威说：“崇尚俭朴是中华民族的美德，非常值得提倡。实际上，保持节俭、艰苦奋斗的精神，不仅应成为中国建筑创作的方针，更是一个国家长久兴旺发达的关键。
三、公权市场和设计市场都不能只追求利益
2009年，徐宗威又出版了一部30万字的学术论著《公权市场》，成为中国城市公共服务的教科书。他诠释说，基本的社会产品包括两类：一类是私人物品，另一类是公共产品。军队、警察、司法等是公共产品，而服装、鞋帽、电器等都是私人物品。研究公权市场的初衷是研究政府的公共服务。他告诉我们，从社会基本运行的角度来讲，市场经济可以极大地刺激人们生产的积极性，私人物品的生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点问题也没有。所以现在商场里面，私人物品多得放都放不下。相反，公共物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不会得到自动解决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一定是通过建立社会公共财政，由政府规划建设并提供的。
徐宗威研究发现，一些人提出的医疗、教育、城市市政设施、公用事业等等公权市场的市场化改革存在不少悖论。他饶有兴趣地讲：“这里有个鲜活的例子。一辆公交车坐40个人你得开，坐4个人的时候你还得照开，但这时你不能跟4个人要40个人的车票钱，市场机制失灵了……。这就是说，公共产品的价格不可能市场化，公共产品、公共服务是市场经济解决不了的。如果价格不能市场化，就不可能是私人物品，它一定是公共产品，需要由政府定价。这是公共产品与私人物品一个本质的区别，例如自来水、公交票价，可能是市场价格吗？绝对不可能。然而前段时间一些地方政府提出公共服务要市场化改革，要把公共服务推向市场，推给企业，这条路是走不通的。所以，看看现在很多城市出现的局面，比如法国威立雅公司收购了很多中国城市的自来水公司，收购之前说得很漂亮，收购之后水价就涨，而且涨十倍！洋人的资本把国有资产变相套走了，什么问题？！就是资本市场、市场机制本身是追求利益的，而公共物品的提供和服务是不能追求利益的。如果每个人去办一本护照要收一万元，那能行吗？显然不行。我把公共产品、公共服务市场化以后形成的特殊市场，叫做"公权市场"，研究公权市场实际上就是研究政府部门、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合作，来共同生产公共产品的市场。”
徐宗威认为设计市场也是这样，他说建筑除了属于业主，还应当属于城市，属于人民，属于时代。徐宗威说：“在我心中，中国建筑师既很伟大，也很悲哀。说伟大是因为，在这个朝气蓬勃、日新月异的年代里，中国建筑师设计建造了很多作品，为我们的时代增光添彩，使中华民族的形象在国际上根本改善，也提升了民族的自信心。但是，中国建筑师的悲哀是什么？他们在设计市场中受到的干预过多，受到各方面太多的限制，包括行政干预。”
徐宗威把中国城市的建筑密度和容积率均视为某种对建设市场的行政干预。2009年，他在世博论坛上就曾表示，中国城市的建筑密度和容积率太高，不符合宜居的标准，“中国人还没有到都住二十层以上高楼的时候”。他说，这些年跑遍全球50多个国家，中国城市的建筑密度几乎是其中最高的。在他的基本印象里，外国城市容积率普遍保持在0.5到1.5这个水平，但是中国城市的容积率水平基本都在3.0以上，甚至更高。至于那些城市中心区，可能就达到4.0、5.0，甚至7.0……。“这实际上是一种行政干预产生的问题，反映了我们的行政部门对城市用地的要求——强调集约发展。”徐宗威说：“搞土地集约一点问题没有，但是集约到什么程度人们的生活依然是幸福的、舒适的，依然是和自然能够亲近的？如果集约过度，实际上背离了我们追求的目标和方向。我国2011年GDP达到47万亿，今年可能更高，财政收入超过20万亿……但是我们追求的不是数字，更不是腰包里鼓鼓的钞票。实际上GDP做大不是主要目的，真正的目的是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和环境水平。当一个城市容积率水平达到3.0，还可以马马虎虎地生活，但是如果局部地区容积率到了5.0、6.0、7.0……，就已经不宜居了——停车的地方没有了，走路的地方也没有了，大家互相窗户看窗户，房子挨房子，我们富裕了，发展了，又有什么意义？！很多项目的行政干预可能体现在领导要说了算，不管设计形式是要方的还是要圆的，这是一种表面的影响，但是更多的影响还是潜在的。比如容积率问题实际上是潜在的，老百姓并不知道，好像房子必须这么盖，其实这是一个政策引导的问题。我觉得，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应该说有这种优势，很容易做好行政上的调整。建设市场和设计市场也不能只追求利益。”
四、城市建设要为人提供良好的生活环境
在徐宗威看来，建筑设计和城市设计实际是一种社会实践，也体现着对人生、生活的认识，是一种态度的表达。他说：“城市建设是一个特别复杂的问题，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交通各方面。但首先，城市的基本功能我们不能忘，就是生活。城市在生活的基础上发展了很多功能，如经济的功能、科技的功能、军事的功能、政治的功能、金融的功能等等。所以一个城市，当生活作为第一功能的时候，它的基本设施需要保证——交通通畅，停车位充足，绿地足够，体育和文化设施配套齐全，生活方便……买一个油饼能找得到，买一个驴打滚也能找得到……所以通过一定形式的规范和管理，"街头包子"、"板凳擦鞋"、"沿街菜市"不应该在城市里销声匿迹。城市不是一个摆设，城市是一个活生生的家。”
2010年，徐宗威曾以《中国城市的人居环境》为题，建设性地提出解决城市人居环境问题需要的三个着手点。他认为，中国仍处在城市化快速发展的阶段。一方面中国将有更多的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另一方面中国人口和中国城市人口将面临老年化。提高和改善城市人居环境仍将是一个长期和艰巨的任务。他说：
第一，城市建设的指导思想是为人的生活服务。城市可以也应当为经济发展服务。但是，城市的发展首先是为人的基本生活服务的，而且城市的发展，最终也是为人的生活服务的。人类的发展目的是什么？经济发展的目的是什么？发展的根本目的还是为了提高和改善人的生活质量和生活水平。发展的目的，是为了人民的生活更幸福和更有尊严。在城市建设的指导思想上，要把城市的人居功能放在首位。方便人的生活，方便人的出行，方便人的安全，方便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应当是城市建设的第一要求。
第二，城市建设的公众参与。社会公众是城市的主体，公共利益应当是城市建设必须遵从的最高利益。但是社会公众是由作为个体存在的居民和居民家庭组成的。当居民作为个体出现的时候，很可能是一个很小的微不足道的利益体。正因为如此，居民作为个体的利益诉求很容易被忽视。在我们高举为了公共利益的大旗，组织拆迁，改造老城，开发新城，完善新区的时候，这个公共利益是不是完全代表和反映了居民个体的利益。因为居民个体的利益诉求是五花八门的，也许正是这种丰富的和多样的利益诉求，使得城市的建设更加丰富和多彩，更加具有人情味。城市建设需要更多地邀请公众参与，城市的规划，城市设施和设施标准应当更多地听取公众的意见。
第三，城市建设的公共投入。好的人居环境，一定具有好的自然和生态环境。好的人居环境也一定具有好的公共设施。在城市中保留和扩大自然生态环境，需要政府公共财政的支持和投入。城市中过去的湿地、荒地、小河沟、小树林已经越来越少了，有些城市已经干脆看不到了。城市公用事业在进行市场化改革，这个改革不能让政府把提供公共服务的责任都推给市场、推给企业。城市的垃圾处理、污水处理、公共交通，城市的水、电、气、热等大型公共基础设施，和城市的座椅、报亭、绿地、邮箱、垃圾桶、饮水机等便捷小型公共设施，都需要政府逐步增加公共财政投入，以支撑公用设施的运营和维护。
作为中国建筑学会的法人代表，徐宗威说，中国建筑学会要做的工作挺多，其中主要的任务之一就是为建筑学界服务，为会员服务。第一，中国建筑学会要组织建筑师，就大家共同关心的一些话题开展理论研究，推动中国建筑理论的发展；第二，组织中国高新建筑技术的全面推广，例如中国建筑学会将组织相关的活动展出领先世界的大跨度建筑技术、钢结构技术，今年十月份还将在北京开办一个大型的工程技术展示活动；第三，利用中国建筑学会的国际优势，代表中国和国际建筑师协会、亚洲建筑师协会，以及世界上一些主要国家的建筑师协会建立友好的合作关系，帮助中国建筑师参加大型的国际论坛、会议、展览，为中国建筑师走向国际创造条件；第四，希望通过《中国建筑学报》、《中国建筑建构学报》、《建筑知识》等等会刊，及时地为中国建筑学界提供业内的相关的信息，也组织大家相互交流。
徐宗威说：“中国拥有五千年悠久的历史文化，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国文化凝聚了中华民族多少代人的思想感情、历史缘分！我热爱中国传统建筑文化，把中国优秀的传统建筑文化传承好，是我多年的心愿。中国建筑学会如果能为研究中国自己的建筑理论、探索中国自己的建筑实践道路发挥积极的作用，那将是我们极大的欣慰。”
【个人小档案】徐宗威，上世纪五十年代生于北京，祖籍山西交城，中共党员。20世纪80年代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管理专业，90年代毕业于哈尔滨建筑大学建筑经济硕士研究生班，1983-2011年在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建设部工作，其间，1995年作为访问学者赴欧洲荷兰城市与住房研究所研修城市财政与城市规划专业。2001-2004年受中组部和建设部委派进藏工作，任西藏自治区建设厅副厅长，后回北京任建设部政策法规司副司长，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法规司巡视员。因在研究和弘扬西藏传统建筑文化所做出的突出贡献，2009年被国务院授予全国民族团结模范称号。现任中国建筑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国内多所大学兼职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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