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端芳：今天的城市是液体的

悉尼大学建筑设计与城市规划学院高级讲师、建筑史学家。毕业于清华大学建筑系，并在美国加州柏克莱大学获得建筑学博士，现任教于澳大利亚悉尼大学建筑设计与城市规划学院。研究建筑及规划史，曾获多项杰出研究奖项。

“谁说世界是平的？”卢端芳的这个反问尖锐而又坚定“事实上，世界变得越来越不平，正因其不平，流动才发生，而城市也随之越来越液体化。”在她的“液体城市”概念下，资源的流动、关系的流动、社区的流动显得十分自然“借像发展”“知象而道”“以流助流”，顺理成章地被她娓娓道来。

由于国力积弱，西方知识体系逐渐被视为唯一合法的知识体系，而本土知识体系大多数领域逐渐衰弱以至于停止发展；前者被视为全能的超人，后者被视为应被逐渐驱散的鬼影。

今天的社区是液体的，多维的，不为地域范围所限制的。年轻妈妈们、汽车发烧友、同性恋者团体通过网络建起自己的社区，这种社区极具凝聚力，同时又是流动的，无明确边界的。

“邻里单位”规划曾全球广泛应用

1943年费孝通先生访美时观察到，美国的孩子们已听不到鬼的故事；他们花1毛钱从杂货店买超人的漫画书看。今天的中国何尝不是如此。如果说超人象征着现代理性的力量，鬼象征着历史的累积，那么我们的城市就是超人的城市，每天都在急速变化，鬼已经找不到藏身之处。

现代中国住区经历了由对“邻里单位”、“大街坊”及“小区”等现代城市规划理念的初步探寻、单位的自足发展，到市场经济下“小区”规划原则的普遍实施等各发展阶段。西方现代城市规划思想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是“以框治流”，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看到的规划图都以各种色块图来呈现。

工业革命以后，人如潮水般流动，传统的邻里关系被割裂。“邻里单位”是美国社会工作者克莱伦斯·佩里于20世纪20年代针对工业城市日益恶化的居住环境所提出的一种新的社区规划框架：以小学儿童就学的距离为指标，控制住区规模，保证城市主要道路不穿越住区，并设附属服务设施，为居民提供安全舒适并具社会凝聚力的社区环境。在“邻里单位”的中心，是小学、社区中心和开敞的公共空间。住区边缘提供商业服务设施。这个看起来并不复杂的社区规划理念很快传到世界各地。

最早在中国建成大规模以“邻里单位”为基础的住区的是日本人。日本人在1931年占领中国东北后，长春被改名为“新京”，日本人在此大兴土木，“邻里单位”的理念被用来规划日本移民的住宅区。1934到1941年在溥仪皇宫边上建成的顺天住宅区，能容纳16000多居民。“邻里单位”的规划原则也在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在重庆、上海等城市制定的规划中得到运用，但由于内战爆发，这些计划未能实现。

从“大街坊”到“小区”的演变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主要城市兴建了大规模的工人住宅区。由上海建筑师汪定增等设计的上海“曹阳新村”是“一五”期间的代表案例。曹阳新村建于1951至1953年，占地近95公顷，为2万居民提供各种居住及服务设施，“邻里单位”的理念在此得到灵活运用。然而，对“邻里单位”的探寻不久便由于苏联在中国的影响日益加大而中断，取而代之的先是苏联的“大街坊”城市设计原则：强调对称、新古典构图及纪念感。赫鲁晓夫上台后，“小区”成为苏联及各社会主义国家住区规划理论主流。同“邻里单位”相比，“小区”在更大的用地范围内综合考量居住、交通、服务、公共空间等问题。一个典型的小区能容纳5000到15000居民，设有幼儿园、小学、敬老院、公园、商店等公共服务设施；四到五个小区组成一个综合住宅区。我国也于1956年引入“小区”概念，在北京、上海等城市兴建了若干以此为基础的住宅区。

在1958至1960年的农村公社规划试验中，建筑师和规划师在农村大胆尝试将“小区”规划原则与乌托邦元素相结合。他们的方案力图从多个方面彻底改革乡村生活：分散的村落被重新组织成集中的居民点，新的社会服务设施取代了先前的宗族社会生活重心。通过高度组织的集体生活和各种福利设施的提供(如公共食堂、幼儿园及养老院等)，公社规划旨在改变传统的农村生活方式，打破原有以家庭和宗族为中心的村落结构，为国家权力进一步介入乡村生活奠定基础。由于国家的经济发展重心在工业，几乎没有可能把有限的资源投入到规模宏大的农村建设计划上。在种种人为因素的影响下，再加上一系列的自然灾害，中国发生了惨重的饥荒。受此沉重打击，农村公社规划试验很快结束了。

单位从自足向混合形制转化

“小区”理念并未得到大范围实施，单位自足发展的模式却于上世纪60年代渐趋成熟，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国家把投资重心放在发展重工业，在城市建设方面实行“先生产，后生活”的原则，城市的消费功能被严重抑制。由于城市人口随着工业化进程增加，城市生活服务资源变得越来越稀缺，资本积累与劳动力再生产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各单位不得已纷纷兴建自己的生活服务设施，以解职工的燃眉之需。其次，建设资金由部委到单位的竖向流动，一方面使规划师无法得到足够的城市建设资金来实现其住区规划理念，另一方面则为单位的自足建设提供条件。

在社会主义经济条件下各利益团体(国家、单位、职工、城市规划师)的博弈结果是，单位逐渐发展成为“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融生产与消费于一体的社会单位。以单位为框架的中国住区形制为邻里关系的发展、在职妇女的工作与生活及社会主义福利体系提供了有利条件，并减少了居民对公共交通的依赖，是中国在匮乏条件下发展现代工业的空间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住宅的商品化进程、规划部门职能的加强、建设基金的充足等条件，使得“小区”基本规划原则得到广泛而灵活的执行。与此同时，单位并未完全消失，雇主提供集体宿舍的传统也在不少私有工厂里得到延续。中国住区的混合形制为城市在新经济下的液体化提供了空间条件。

今天的社区是“液体”、多维的

关于城市的液体性则，我在此只谈与今天议题紧密相关的三点。

首先，从“以框治流”到“以流助流”。液体的特性是没有确定形状，是流动的，而固体是固定在一个特定空间里的刚性物质。时间这个维度对固体来说并不重要，对我们试图精准地描述液体却至关重要。在中国城市高速扩张的背景下，建立在静态模型上的“以框治流”的规划方案往往还未实施就已经失效了。通过“液体城市”的概念，我希望可以建立能更为有效引导城市发展的规划模型。

其次，从“借像发展”到“知象而道”。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一个很大差别在于认知能力的差别。发达国家拥有强大的知识层，不但有利于自省，而且通过对他者的精准认知来达到控制后者的目的。由于缺乏物力与脑力资源，发展中国家“借像发展”应运而生：发达国家的文化符号、运作模式与空间结构被发展中国家以图像的方式(而非在深层机制的层面上)引进，以便尽快建立起类现代化的表象。中国“借像发展”的模式随处可见。在住区建设上，对欧美建筑形式乃至整个街区的模仿为不少发展商及地方政府所青睐。我希望，我们可以从“借像发展”过渡到“知象而道”。只有“知象而道”，才能“以流助流”。

最后，从“超人与鬼”到“汇流成河”。近代以来，由于从上至下对自身传统的蔑视，使得我们的城市在过去的20年里，毫不犹豫地大片大片拆除旧城区的历史建筑。在乡村，我们如地方语言般丰富的地方建筑传统也在急剧地消失：由于农民们更乐于搬进现代风格的混凝土建筑，工匠们不再有机会利用地方性的材料与技术来建造民居。今天，与印度和日本相比，我们的文化传统已成为漂浮的传统，我们的世界已变成无鬼的世界。而事实上，这并非是我们的唯一选择。如前所说，超人最终只是鬼的一种而已；同样，西方知识体系也只是众多知识体系中的一个。我所期待的液体城市将给予不同的认知体系更为平等的机会，为它们的纠结与交融提供空间，共同创建更加包容、健康、富有活力的后工业城市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