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评：大陆城市VS台湾城市，宏大叙事背后的人情匮乏

陆与台湾同根同源，彼此承袭了共同的中华文化，拥有共同的历史与习俗。但由于历史原因，两地文化在不同土壤中成长出来的建筑包括城市的面貌也都不一样。在当今大陆很多城市的规划中，越来越多地考虑到了城市的视觉化效果，而逐渐忽略了它最本质的人情化的功能。而在台湾，情况似乎有些不同，或许是因为他们已经走过了城市发展驱逐生活的发展阶段。

从左到右分别为黄元炤、曹晓昕、刘泓志

话题1 图像化VS人情味

曹晓昕：台湾给我的最大印象，就是它不是像北京、上海正在推行的这种宏大的城市，宏大的影像，它反而有很多原来的祖屋，包括一些很小区块的房子。现在大陆有一个不太好的情况，很多城市在做着一个比较视觉化的城市建设，原住民包括更底层的市民被驱赶，原有的生活环境实际上被新的城市化给消灭掉了。但我走到台湾的那些街巷里，或者一些巨大的建筑，甚至101大厦后面，我觉得都特别充满人情味道，它的城市印象是通过一些微小的片段组成的。

刘泓志：我从小在台湾长大，台湾是一个岛，在这样一个土地非常有限的环境里发展城市，很难有足够的资源去开创新城，无中生有，只能把所有的能量、资源都集中在现有的城市再发展，所以城市更新这样的议题比发展新城、追求图像化城市来得更重要。现在台湾有一个很重要的活动叫URS，我个人非常支持。它是把一些经典的老房保存起来，引进民间力量来经营，让民间团体或学校或公共艺术进驻，让这些社区觉得这个老房子有它存在的意义。发起者希望这个活动能从点扩大到线再扩大到面，他不是着眼于创造一个非常宏伟的图像，关注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黄元炤：我在北京、台北常常飞来飞去，我发觉北京、台北的城市密度有很大的不同，北京建筑物栋与栋之间的距离非常大，因为它主要强调那种宏大叙事的城市规划。可每当我回台北时，我就会发现台北的城市密度非常大，栋与栋之间的距离非常紧，这就是关于城市设计的问题。

城市发展是广义的，可以对应着容积率的增加、新楼面积的形成，甚至城市图像的改变，但是在台湾你是看不到图像的剧烈改变的。台湾要再发展，但它发展的途径，可能要从城市的再生、更新找到新的能量。台湾在城市这个话题上一直有两种声音，一种是城市更新，另外一种就是所谓的城市保存，这其实是站在台湾大环境的观点来看的。

很多人来到台湾都会觉得这是一个充满人情味的城市，小而精致，与大陆近年来很多城市热衷于宏大叙事类的规划形成鲜明对比。土地资源有限肯定是一方面原因，但在建筑师看来，决策机制的不同是造成两岸建筑风格和理念差异的关键。

话题2 自上而下VS自下而上

刘泓志：台湾建筑决策机制在上个世纪有一个转换，最早期的决策机制很多都是跟政治绑在一起的，所以出现了很多政治性的建筑或者公共性的建筑。80年代末开放之后，台湾政治开始转向商业资本主义的导向，所以那时候很多建筑师跟商业资本主义去挂钩，在公共建筑表现出来的国家权益的符号象征开始在商业建筑或民用建筑上去表现。

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在大陆我们有很多工作是政府有很宏观的视野或指标，很多力量由上而下，所以贯彻地很好很有效率；但在台湾的环境里，很多力量是由下而上的，近距离的、有质感的、能掌握到的空间品质和生活质量是民众最关心的，是以这个为出发点再往上走，推展到整个城市的面貌，然后政府会采取什么样的手段来满足民间产生的需求，而不是蓝图式地发展城市。

曹晓昕：我们城市质量的高低，包括建筑质量的高低其实很大层面上不是建筑学或城市规划学能够带动的，它与我们的决策体制、决策方式休戚相关。我们现在有大量的竞标，当一个市长有20～30个方案可供选择时，他就会有自己的立场和倾向，但他选择的那个到底是否能够促进城市的发展，或让建筑成为一个真正有质量的建筑，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现在中国建筑和城市再往前发展，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决策机制，决策机制的进步将为我们的城市生活和整个建筑设计，带来一个质的提高。现在大陆的城市发展是从空中看的，是一个google earth的状态。你看到的是一个图像，一条轴线，你看到的是要有很大的退让，要创造一个很有气势的大道或有地标性的大楼。但如果我们的决策者能把视野从空中放到地面，他们绝对会有不一样的视野，因此会做出不一样的决定。

城市终归是要为人服务的，从关心人文、关心文化、关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关心社区出发，然后放大到政府要为这个城市做什么，采取什么样的手段来满足民间产生的需求。近距离的、有质感的、能够掌握到的空间品质和生活质量是民众最需要的，我不要西班牙式，也不要地中海式，我要的是精致化，要感觉这里像我住的地方。

话题3 “公共”“艺术”何者为先

刘泓志：台湾的硬件设备已经发展得差不多了，而在公共艺术、表演团体等偏人文方面的软实力这些年来加强了许多。台湾从几年前开始推动公共艺术，先从公共项目、公共工程开始，抽取整个工程费的5%作为公共艺术基金。市政府有权使用、挪用这笔公共艺术基金，当然这个公共建筑也有权自行进行公共艺术的设置，但是大部分单位宁可把这笔钱交出去，然后由政府组织艺术家来做这个事儿。

从图像的角度去看公共艺术，水平上可能有落差。但我在台湾看到的反而是公共艺术的推动而不是图像的呈现，公共艺术的质量不是建立在实际的艺术品质量上，而是回归到民间。公共艺术的关键词不在“艺术”二字，而在于前面的两个字“公共”，所以我们有这样一个设置实际上是引导民众对艺术品的认知和互动。

黄元炤：公共艺术其实是提供给非专业人士的一个机会，公共艺术的范围很广。台湾的公共艺术是想要散播下去给民众接触，而不是给高高在上的艺术家。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台湾的大开发商会利用公共艺术为他的专案作品牌宣传，这就表示民众愿意去消费艺术。如果今天大家不买这个单，开发商或建筑师抬着公共艺术的大轿也没有人要买你的东西，这样的一个供需说明民间对公共艺术或者对艺术品、对文化有一定的购买力和认同度。这点我觉得在台湾是很普遍的，而在大陆目前公共艺术的关键词还停留在“艺术”，而不是在“公共”这件事情上，我觉得落差在这里。

台湾在公共艺术、表演团体等方面的软实力这些年来提高了很多，归根结底还是回归到民间。公共艺术不是高高在上的精英阶层专属，而是要散播下去给民众接触。民众的参与意识很重要，整个社会的艺术氛围和艺术水平到底是什么样子，与出几个大师是没有关系的。

话题4 未来的城市发展方向

刘泓志：城市的发展存在一个诡辩：到底是把老百姓原来的生活留下来是对城市的一种尊重与发展，还是把他们赶出去了才是。其实拆迁是必然的，但是拆谁、迁到哪里，这个是关键。如果老百姓总体觉得生活得到改善，这是他们想要的空间，我觉得拆迁还是成功的。总体来说，一个城市的发展不见得是规划师的问题，很多国际上成功的城市、城乡结合部发展案例，它们成功的关键通常不在于设计，而在于前面的那些机制有没有建立起来。西班牙比尔堡、巴塞罗那都不是规划设计怎么出色，而是它那个机制建立对了，把利益最后能够转嫁给民间。

曹晓昕：规划的过程严格讲就是一个利益分配的过程。我觉得是有方法的，其实大陆很多城市都尝试在做，但因为发展的速度太快了，他们只能看大、看远，无法顾及实际的执行层面、深入度和力度。

另外一点我觉得，城乡结合部包括城中村在大陆是一个有点贬义的词语，就是说很乱、很差、很脏。但其实不一定，我觉得还是跟管理有关系，包括城市化、城市运营管理，如果管理好的话，按照一个城市的方法对农业、农村进行管理，我觉得它应该是一个城乡特别融合的状态。

城市的下一步该做什么？这是所有决策者都会问的问题，但是一谈到城市竞争力，他们的竞争对象通常是其他城市。而从国际上成功的规划经验可以看到，城市竞争力的竞争对象是老百姓，你要给老百姓交答卷，而不是给其他城市交答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