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徐工集团董事长王民 成长的故事

　　重工行业进入整合期 徐工可持续发展

　　记者：王总，您这次到北京来主要是为了什么事情？

　　王民：主要是参加我们徐工重型机械有限公司搞的一个新闻发布会。

　　记者：咱们现在有一个计划，应该是四个计划其中有一个叫做领导者标准，为什么我们这个集团推出这样一个计划，您非常有信心觉得自己在行业里面是居于一个领导者的角色？

　　王民：历史已经证明它是领导者的角色，通过我们的努力和业绩，它必将进一步证明，它还是一个领导者……

　　记者：所以您在制订这个行业标准的时候，您也认为咱们公司制订的标准它是最有说服力和权威性的？

　　王民：我们主要是从我们自己先做起，作为徐工来讲它已经走上了一个正规化、现代化的道路，它不是一个游击队，所以它必须要对自己的领导者、领导力，要有一个很高的要求、很高的标准。

　　记者：像徐工不是相对于其他的产业它是在扩展，反而是在收缩和调整。我想问一下您对咱们整个行业的判断，或者说咱们徐工在未来的发展，您有哪些关心，或者说觉得这个行业会对咱们这个产业造成一种冲击和影响？

　　王民：这个行业应该说发展很快，也到了一个整合的一个阶段了。因为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以及国家对经济政策的一个调整的形势下，都会使一些没有竞争力的企业，没有战略目标的企业难以为继，这是不以人意志为转移的，所以我说这个行业的整合期到了。徐工在这个行业里面打拼很多年了，经历了起起伏伏，所以徐工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了信心。刚才有一个记者问我，为什么有的企业增长幅度那么快，那么高，实际上我最想说的一句话是，当然我是表示祝贺的，但是我最想说的一句话就是如何可持续的发展这是很重要的。

　　工厂有句话叫紧车工、慢钳工，吊儿郎当干电工，

　　记者：我知道您18岁的时候就已经进入到徐工，您当时是作为一个普通工人，我不知道您做的是什么工种，那个时候是什么样，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王民：1972年18岁我从那个煤矿调到徐州重型企业厂就是徐州的重点企业徐工，准确讲我已经工作四十余年了，从70年到现在41年，在徐工工作是39年，18岁那年我进了徐重当了一个很大车床的工人，做的车工做的学徒，一个月14块钱。

　　记者：14块钱是多还是少？

　　那个时候钱好像没有多大用处，够。

　　记者：吃住都在城里？

　　王民：吃住和父母在一起。

　　记者：您当时做这个车工的时候，劳动强度是不是很大很辛苦？

　　王民：那个时候正处于文化大革命时期，有忙有闲，有干的有不干的，这是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工厂有句话叫紧车工、慢钳工，吊儿郎当干电工，说明车工还是很累的，所以我所处的工种是比较忙的，再加上有些人干，有些人不干，我当时和我们共青团的支部组织了一个青年突击队，为每个月生产出十台最老式的吊车而努力，这十台吊车生产出去了，发出去了国家就给工资，所以那个时候还加班，为什么加班，因为有人干有人不干。干的人起码要比不干的人，多干一点活。

　　记者：那时候为什么不觉得公平，为什么我干这么多，别人反而很闲？

　　王民：那个时候很小，觉得有点责任感。我们年轻人我们干活，为了这个十台产品生产出来，卖出去做贡献。

　　记者：所以您那时候就有责任意识。

　　王民：责任感还是比较强的，应该这么说。

　　记者：而且我听说您还是申请完成任务，那个时候是不是就想朝着领导方向发展？

　　王民：从小我就是班长，中队长、大队长，从一年级开始，我就被老师，我们徐州叫排干部，上台发言，经验介绍，最清楚的就是他们都学好，高年级的都学我，要靠红五分，不要小鸭子，五分制的时候，小鸭子两分。

　　记者：那个时候红五分是最高分？

　　王民：红五分是最高分。

　　记者：就是跟现在的一百分一样？

　　王民：一样，从一年级开始就是学习的先进，我六年级的时候做了徐州市唯一的一个，六千个少先队员我是唯一的学习优秀的少先队员。从小就做班长、中队长、大队长都做过。

　　参军落选成煤矿工人 突击队员车间入党

　　记者：您家里本身就是一个徐工的子弟是吗？

　　王民：不是，我父母是一个老革命，抗战时期。

　　记者：您为什么，很多人都觉得因为是老革命的子弟，应该去上军校，或者说做一些科研？

　　王民：我16岁的时候，我去报名去当兵，所有体检都合格，唯有政审不合格，政审不合格是我一个亲叔叔在台湾国民党的舰艇上，我的亲舅舅在台湾政治大学做干部，海外关系复杂就当不了兵，被除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