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障房“进得去”怎么保证“退得出”

　　“对一些人来说，公租房只是一个过渡。达到一定条件了，应该退出来。这样的退出机制，应该怎么掌握？”昨天上午的专题审议现场，孙洪林代表连发数问：“该建立怎样的信息体系？是一年一审查、半年一审查、还是一季度一审查？如果保障对象不愿意退出来怎么办？要设定什么样的法律措施……”

　　尽管《政府工作报告》中并未详加表述，在这场“扩大住房保障覆盖面，健全住房保障体系”专题审议会上，保障房的“退出机制”却是众多代表谈论的焦点。

　　尽管上海的保障性住房大多正处于建设、筹措和入住阶段，暂未面临实际的“退出”问题，但在可预见的将来，这个问题无法绕开。“弄不好就进得去，退不出。”吴志明代表说，退出机制健全与否，是自己“比较担心的问题”。

　　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局长刘海生在回应时说，目前上海针对保障房退出机制方面的制度，是在现有的政府规章基础上，通过合同来表述与退出有关的内容，并交由专业机构代理执行。但他也坦陈，退出机制是“最最复杂”的问题，“这项工作如果做得不好，很有可能回头到原来福利分房的老路。”

　　保障房的退出之惑，来自大量人口导入后带来的不确定性。钱丽萍代表作了假设：“政府说我有优先回购权，可是导入的人一多，你有这个实力和资金去回购吗？如果没有，保障对象说我要卖掉，你怎么去限制他们转卖呢？这些在制度上一定要想清楚。”

　　而在徐益超代表看来，一旦退出机制运行不畅，不仅将难保公正，更可能影响保障房事业的整体发展：“政府投入的大量土地、资金会难以得到循环利用，对寸土寸金的上海来说，很可能难以为继。”

　　对此，不少代表提出解决之策。徐益超代表建议试点可变产权比例的共有产权房，对应当退出却不能及时退出的保障对象，可改变其购房时的产权比例，通过降低个人产权比重促其退出。而在事先购房合同中亦应约定，对共有产权保障房住户的收入、资产等进行定期的申报、审查。

　　针对公共租赁房退出机制，陈继刚代表提出，应在其申请阶段由申请单位对入住人提供担保，并在合同公证、信用卡支付等过程中尝试相应挂钩，以防范可能出现的违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