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快提升城市功能和承载能力

　　城镇化有利于扩大消费、优化投资结构，是我国转变发展方式的突破口、支撑长期增长的主动力。但与此同时，城市居民的抱怨却越来越多：交通拥堵、食品安全堪忧、环境污染、教育医疗困难……

　　如果进城却生活糟糕，城镇化还有什么动力可言？这种矛盾的出现，一定程度上预示着我国城镇化重点的转变——从城市人口和空间扩张转向提升城市功能和精细管理。

　　在经济增长的拉动下，我国城镇化持续高速增长。尽管许多专家认为“十一五”时期我国城镇化已经开始减速，但这种认识主要基于未经调整修正的统计数据。该数据显示，“十一五”时期我国城镇化率年均提高约0.9个百分点，而“九五”时期为1.44，“十五”时期为1.35，由此判断城镇化在“减速”。

　　然而，根据最新公布的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10年我国城镇化率达到49.95%，比2009年城镇化率数据高2.5个百分点，

　　这显然不是由于2010年城镇化迅速推进引起的，而主要是因为以前统计不尽精确。

　　如果消化“十一五”期间数据误差，则这5年城镇化率年均增长1.4个百分点，与“九五”、“十五”期间基本持平，我国城镇化还在高速推进。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十五”期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4200万人，“十一五”时期城镇新增就业5771万人，城镇就业岗位的强劲扩张更说明城镇化增速并没有下降。

　　与我国城镇人口高速增长相对应的，是城市空间“超高速”增长和建设用地规模增长，这是维系地方财政收入的“命脉”。目前我国城市政府收入主要来源于增值税、营业税以及土地出让金，其中土地出让金所占比例极大，2010年占地方财政收入76.6%。因此，部分地区为了提高土地出让收入不断提高建设用地规模，导致城市空间“超高速”增长。1996年～2009年，中国城镇建设用地面积增长了338%，而城镇人口仅增长了108%，目前我国人均建设用地已经达到130多平方米，远远高于发达国家人均82.4平方米和发展中国家人均83.3平方米的水平。

　　虽然我国城市空间扩张迅速，但却并未带来城市综合承载能力和城市功能的提高。许多城市基础设施欠账严重，近10年城市维护费用仅为建设费用的10%左右，导致频繁出现城市交通大瘫痪、公共安全事件、环境恶化等现象。

　　以城市道路为例，尽管道路面积由1978年的2.2亿平方米增加到2008年的45.2亿平方米，增长了19倍，但同期城市民用汽车保有量增长了37倍，车均道路面积反而下降了45%。

　　大多数地区的城市规划和建设，还没有充分考虑到农民工市民化带来的城市公共服务需求增长、城市空间结构变动等因素，这进一步激化了基础设施的需求和供给矛盾。

　　单纯注重空间扩张的城镇化方式，已经严重影响到城市运行效率、幸福指数和生活品质。而且，这种单纯的空间外延扩张方式，已成为威胁我国粮食安全的重要因素。只有提升城市功能和综合承载能力，才能在城市空间不断提高人口密度的同时，确保城市居民生活质量不下降甚至有所提高。

　　因此，从“十二五”时期开始，我们必须把城镇化的重心向“提功能”转移，综合提高城市就业吸纳能力、防灾减灾能力以及交通、通信、供电、供热、供气、供排水、污水垃圾处理等基础设施水平，全面提升城市生产生活功能。

　　立足区域空间提高大都市的综合承载能力，以迅捷化交通网络、均等化就业机会为核心，鼓励和引导大都市人口和产业向周边城市和城镇扩散，在更广阔空间内提升大都市综合承载能力。

　　此外，还要以加大投资为核心增强小城镇的承载能力，切实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公共服务能力和水平，积极培育特色优势产业，不断扩大就业机会，提高小城镇的人口吸纳能力。

　　提高城市功能“三分靠建、七分靠管”，只有通过精细化城市管理才能最终提高城市功能。

　　当前我国城市“重建设、轻管理”的现象突出，城市管理水平低下。一方面，工作面窄，由城市管理部门开展的工作局限在城市外部景观、生产经营活动等方面，重点又集中在治理占道经营、建筑标识等方面；另一方面，管理手段落后，城市管理工作者的公众形象不高。

　　未来，要重视现代化城市管理工作，把城市建设和管理有机结合起来，实现从重建设到建管并举、重在管理的转变。这需要转变城市管理思路，拓展城市管理内容，把城市管理作为提高城市运行效率和品质的主要途径。

　　城市管理重在“四化”：一重精细化，通过依靠现代化、信息化的管理手段，推动数字城市建设，提高城市运行效率，提高管理服务的整体水平。二重人文化，注重城市文化传承与保护，彰显城市文化特色，建设品质型城市。三重融合化，逐渐构筑有利于社会融合的城市管理体制和机制，能够更好推动广大农民工群体和低收入群体完整融入城市生活中，建设幸福城市。四重生态化，保护城市的自然和生态特色，丰富城市生物多样性、提升城市可持续发展性、增强城市综合竞争力，建设生态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