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碍城镇化发展 户籍制度需要改革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将加快推进户籍制度、社会管理体制和相关制度改革。

　　“村庄建设要注意保持乡村风貌，营造宜居环境，使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良性互动。”温家宝强调，特大城市和大城市要合理控制规模，充分发挥辐射带动作用；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要增强产业发展、公共服务、吸纳就业、人口集聚功能。

　　“新型城镇化要避免‘房地产化’和农民‘被上楼’。”全国人大代表、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阻指出，新型城镇化的最大特点是强调人的城镇化。因此，必须处理好人的城镇化和地的城镇化的关系，加快转移人口的市民化进程，推动农民工实现“职业上从农业到非农业、地域上从农村到城镇、身份上从农民到市民”的三维转换。推进以人为中心的城镇化必须深化改革，从公共服务体制到户籍制度，从土地制度到融资方式等数十项改革。

　　任志强：户籍制度阻碍城镇化发展

　　一年以前，提出城镇化是未来十几年发展的动力，很多人都很兴奋，认为城镇化就是房地产化，我觉得这是个错误的理解，我个人认为城镇化最重要是人的城镇化，而不是居住的城镇化。在中国可能和外国不太一样，在中国城镇化里面也包括了居住的城镇化，所以房地产市场一定会受到城镇化的影响，不得不盖房。如果按照国际上说的城镇化的标准来衡量，不是指你住哪里，而是指你的就业来自于城市，还是农村，所以统计上看到一个最基本的条件，就是农业就业和非农就业。当你的就业是来自于城市的时候，你可以住在农村，比如住在别墅村里面，他可能就是在农村，但居住地和获得劳动就业、获得劳动收入的位置是不一样的，所以他们算在第三产业或者第二产业里面，但在中国常常居住地和就业是连在一起的，因为我们不能随便到农村购买土地，所以我们土地制度导致城镇化和居住城镇化是连在一起的。就象我们说工业化一样，工业化实际上不分你的工厂在农村，还是在城市的工业土地上，都叫工业化，因为有劳动就业的问题。我们现在可能不是，似乎只有在国有土地上才叫城镇化，而非国有土地的不叫城镇化，因此人的城镇化在所有的城镇化中可能业绩排在第一位。我们现在有些农民工的劳动就业已经在工厂、在城市，但是他的劳保，他的财产权利和人身权利还在农村，他的土地在农村，他的宅基地在农村，这些问题如果不能统统解决的话，城镇化就是通常所说的伪城镇化。到目前为止，第一产业劳动就业比例很高，36%到38%，这是很高很高的比重，这个比重创造的GDP只有10%，是严重的不对称。美国大概只有3%左右的农业就业，德国只有1.5%，很多国家的农业就业，包括日本都降到很低很低的水平，而我们现在是最大的，我们第二产业比重和德国这些制造国家差不多，但是我们第三产业比重远远低于这些国家，他们60%到70%的非农业就业，我们非常非常低。

　　我们都知道卡特总统，美国的卡特总统居住地在农村，那个村大概只有700户人，但是他的劳动就业不在那里，他获得的收入来源不在那里，他工作的范围都不是在那里，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但在中国伪城镇化，形成的结果就是城镇化和农村的土地制度相联系，变成你必须是居住在城市。最近我们看到刚刚出的国五条、国六条，其中一个是户籍制度保障让你不能进入城市，必须取得某些条件以后才能在城市买房，实际上就是不允许人进入城市。十八大提到城镇化里面有重要的一条就是改变户籍制度，至少我们可能看到国务院出台的文件，都是和十八大文件相对立的，或者说都不能完全按照十八大精神办事。十八大二中全会特别强调政府要减少对微观经济的干预，实际上国务院仍然是不断的强调如何对微观经济进行干预，甚至于管到了更深更细的地步，这样的条件下，我们无法看到城镇化在未来市场发展中取得更大的进展。

　　叶檀：户籍制度成中国城镇化拦路虎

　　中国拥有全球最长的高速铁路，大规模城市群正在茁壮成长。如今，从长沙、武汉、郑州等中部城市，到东部沿海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多在2到3个小时的距离之内。高速铁路的最大红利，是让人口快速流动，释放原有铁道的货运能力，最大程度地提高生产效率。

　　户籍制度阻碍高速铁路红利大规模释放，成为中国城镇化建设过程中的拦路虎。一方面通过先进的基础设施鼓励人与物自由流动，另一方面以原始的户籍制度抑制人口迁徙--制度性悖论卡住中国改革红利的脖子。

　　一步到位放弃户籍制度是不现实的，户籍制度背后附着的是公共保障红利，解决之道是务实求真，中国的户籍制度改革可以率先在已经实现公共服务与基本福利均等化的区域实行，实现效益最大化，而成本最小化。

　　首先，在一线城市实行户籍互通。以东部沿海地区为例，北上广深的公共福利相差无几，一线城市完全可以率先实现户籍互通。

　　很难想像，一个在深圳定居的私募基金经理，非要哭着喊着到北京居住，因为两地机会相差无几，一线城市的居民选择在何处居住完全取决于对当地资源的把握，以及对各个不同城市环境的偏好。

　　目前北京等城市人口压力主要来自于非一线城市，因为这些城市与北京之间机会、资源、福利等方面存在巨大落差。

　　大城市人口、环境等内在压力紧张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有两条释放途径：或者，以无数卫星城建立庞大的城市群，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地区，有足够人口、资源，完全有条件建立众多卫星城市。

　　城市群内部取消户籍限制，事实上，这些周边的卫星城均属于大城市的溢出范围；或者，维系原有的户籍制度，把认为不符合城市所需的人口统统赶出城市。

　　目前，大城市人口聚集、交通与环境恶劣已经到了难以容忍的地步。北京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1月20日联合发布的数据显示，2012年年末北京常住人口2069.3万人，比上年末增加50.7万人。其中，在京居住半年以上外来人口773.8万人，增加31.6万人，常住人口增加量还是近两年较低的数据。

　　上海的数据更可怕，2月19日上午召开的上海市政府召开全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会议数据显示，2012年，上海常住人口达到2380万人，比2011年增加33万人，增长1.4%。其中，户籍常住人口1420万人，增加8万人；非户籍常住人口960万人，增加25万人。

　　对于这样的巨型城市，尽快扩展到廊坊、昆山、嘉兴等小城市，建立星罗棋布的特色卫星小城市，才能缓解燃眉之急，就像日本的东京、加州的旧金山地区一样。建立卫星城，最重要的是突破现有的行政与户籍制度，否则，城市群将被户籍、区划绊住脚。

　　同理，在基础设施与公共福利相近的中部城市，如长沙、武汉、郑州，当地的居民可以实现户籍自由流通，自由迁徙。这些地区人口众多，放开这些相近地区的户籍，成本低而收效大。

　　其次，可以在经济发达地区取消城乡差别。在浙江、广东珠三角地区，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民众富裕程度的提高，市场已经自然而然地消灭了城乡差别，此时固守城乡户籍二元制，是落伍而可笑的。

　　深圳当地的亿元农民，对于一纸户籍早已失去了兴趣，而浙江温州地区的农民，也对户籍一哂置之。户籍在经济落差大、城乡二元结构严重的地区，才有溢价，对于已经通过市场经济奔向大康的地区，城乡户籍二元体制已经丧失了存在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