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应承担相应住房保障责任

　　为了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住房保障体系，必须认识到住房保障属于广义公共产品，政府应承担相应的责任。为此，在住房保障上，必须明确界定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事权及相应所需的财力（财权），政府应增加必要的投资，同时要以政策措施引导和支持多渠道的资金投入。

　　住房保障具有公共产品性质

　　在理论上，公共产品范围的界定有一个扩展的过程，住房保障属于广义的公共产品，要选择符合我国国情的住房保障模式。

　　经典意义上的纯公共产品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消费中的非排他性，即产品在消费过程中所产生的利益不能为某个人或某些人所专有，要将一些人排斥在消费过程之外是不可能的或代价（成本）很大；二是消费中的非竞争性，即一部分人对某一产品的消费不会影响另一些人对该产品的消费，一些人从这一产品中受益不会影响其他人从这一产品中受益，受益对象之间不存在利益冲突。后来公共产品的范围得到拓展，广义的公共产品可分为纯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狭义的公共产品即指纯公共产品。准公共产品是指具有有限的非竞争性或有限的非排他性的公共产品，它介于纯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之间，如教育、政府兴建的公园、拥挤的公路等。政府提供公共产品，主要是为弥补市场失灵和维护公民的基本人权。

　　住房保障具有准公共产品的性质。恩格斯在《论住宅问题》中曾说过，解决没有房子住或住得很拥挤的住宅问题，是“具有公共福利形式的措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57页）《世界人权宣言》指出：“人人有权享受为维持其本人和家庭的健康及福利所需的生活水准，包括食物、衣着、住房、医疗和必要的社会服务。”联合国《关于获得适当住房权的第四号一般性意见》提出，居住权“对享有所有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是至关重要的”。基本居住权是基本人权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住房是不可缺少的生活必需品。保障性住房是民生工程，是收入偏低的社会阶层享有基本居住权的体现，也是实现社会公平和国家长治久安所必需的条件。当今各国政府都把住房保障作为公共政策的一项重要内容。住房保障具有民生性、公民应享有的基本居住权以及决策和提供主体（政府）的公共性，因而属于广义的公共产品。还应看到，保障性住房的建设对于拉动经济、平抑房价和稳定预期具有一定的作用。

　　由于各国文化伦理观念、经济发展水平和收入分配状况存在差别，规定的住房保障的范围也有所不同。比如，美、英等国家实行选择性原则，廉租房和住房补贴的对象仅限于穷人和弱势群体；以瑞典为代表的部分福利型国家则在法律上规定，所有国民都能获得租金受到控制的公共租房。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二元经济结构明显的发展中国家，收入差距正在逐步拉大，但国家财力又比较有限。基于此，我国可以考虑采用类似选择性的住房保障模式，住房保障的范围应当是那些在房产市场租购商品房有困难的中低收入家庭。另外，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城市化快速推进时期，农民工大量向城市聚集，这些外来务工人员以及新就业职工通过市场租购商品房会遇到财力上的困难，因此，公租房享受对象可覆盖新就业职工、外来务工人员等，但要严格规定各类保障性住房的套型面积和享受者的资格条件。国际经验表明，只有加强住房保障，才能做到“居者有其屋”，才能实现社会稳定。

　　住房保障方面政府应承担的责任

　　在住房保障方面，政府要承担应有的责任。为此，必须明晰中央和地方政府在这一方面的事权和财权，政府应增加必要的投资，同时要以政策措施引导、鼓励和支持多渠道资金投入。

　　（一）在住房保障方面中央与地方政府事权的界定

　　各级政府的事权是指政府的职责范围及相应的权限。在住房保障方面，应合理界定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事权。

　　保障性住房具有房体的固定性、结构的差异性、居住主体的私人性以及配套环境条件的区位性，这些决定了住房保障带有地方性公共产品特征，其具体事务宜侧重由地方政府负责。这也符合社会事业和行政管理的属地原则，有利于发挥基层政府熟悉本地情况的优势，降低住房保障的行政成本。（1）地方政府应设立负责住房保障的规划、分配和监管工作的相应机构，成立相应领导小组，以协调涉及住房保障事务的各有关部门；（2）要编制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的中长期规划，制定该规划时，应准确调查统计各地居民保障性住房的要求，并明确提出各级政府应承担的资金数额和比例；（3）要编制和实施保障性安居工程的用地（要落实具体项目和地块）以及建设的年度计划，建立目标责任制(做到责任人明确)和问责制，并把计划完成情况作为考核地方政府领导政绩的一项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