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和台湾地区城镇化的典型模式及其启示

　　城镇化是世界各国工业化进程中的普遍现象，也是中国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重大战略问题。研究分析国内外城镇化的模式、特点和存在的问题，对于我们探索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高质量的城镇化之路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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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洲市场主导政府调控的城镇化

　　欧洲发达国家，尤其是英国和德国的城镇化注重政府调控和市场主导相结合，经历了较长时间的演变过程，城镇化水平和质量较高。英国，是城镇化最早也是城镇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主要得益于工业革命的推动。工业革命促进了农业现代化，使得农村出现大量剩余劳动力；工厂的广泛设立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吸引农业剩余人口和外来移民，促进大城市人口迅速增加，推动小城镇迅速发展。工业革命又促进和带动了交通运输、金融等第三产业的发展，进一步促进了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随着城市人口规模迅速扩张，市场主导的城镇化进程遇到了瓶颈，城市管理和规划成为迫切需要。20世纪初，英国首先颁布了《住宅与规划法》等法律法规，政府通过法律、政策和各种规划体系对城镇化进行引导，在发挥市场主导作用的同时进行必要的调控，英国城镇化程度和城镇化质量都走在了世界前列。德国，在一战前基本上完成了城镇化进程，复制了英国的城镇化之路。尤其是普法战争后，统一的德国消除了城镇化的许多障碍，通过一系列统一经济法规政策措施的调控引导，大城市发展迅速，一战前城镇化率达到60％以上。二战后，在政府和市场的双重推动下，德国走出了一条可持续的乡村城镇化之路，城镇化率甚至接近90%。德国主要是通过土地整理，把一些传统乡村转变为二三产业主导的工商城镇。传统乡村在向工商城镇转变的过程中，并没有增加城镇建设用地，工商城镇周边的农业和森林用地性质不变，大都市区域内的郊区一、二、三次产业协同发展。总体上看，欧洲发达国家的城镇化起步较早，市场机制在城镇化与工业化互促共进方面发挥了主导作用，政府调控进一步提升了城镇化的质量。

　　东亚国家和地区政府主导市场推进的城镇化相对于欧美国家，东亚国家和地区政府对于城镇化的引导和调控力度更大，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的城镇化是典型的政府主导市场推进的城镇化模式。日本，在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中期，伴随着工业迅速发展，在政府主导下走出了一条集中型城镇化道路。日本在资源较为匮乏的情况下，实现了以大城市为核心的空间集聚模式，使得资源得以集约利用，进一步加快了日本工业化进程，支撑了其战后一个时期的经济高速增长。其主要做法是，政府主导进行町（镇）村合并，制定和实施全国性开发规划，形成了包括区域与城市规划在内的较为完善的规划体系，颁布了《新事业创新促进法》、《关于促进地方中小都市地区建设及产业业务设施重新布局的法律》等法律法规。但是随着人口集聚和城市扩张，出现了东京等大都市圈的“极化”现象：大都市区住房紧张、地价高昂，农村和边远地区空心化、老龄化现象严重。韩国，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新农村运动”开创了其城乡互动式的城镇化模式。通过新农村运动韩国农民整体脱贫，城乡差距迅速缩小。在开展新农村运动的基础上，韩国大力推进城乡一体化的城市网络群带建设。先是实行以城市为中心，以集聚效益为目的的经济区域综合开发战略，带动农村劳动力源源不断地进入城市就业。后来，大城市人口又向周边小城镇分散，形成了多个城乡一体化的城市网络群带。韩国城镇化的主要问题是汉城和首都圈过度集聚发展。集中型转移方式使其农业剩余劳动力主要涌向大城市，使大城市人口迅速膨胀，出现了交通拥挤、住房紧张、污染严重、失业剧增等突出问题。我国台湾地区，上世纪50年代开始，城镇化进程与经济发展同步协调，城乡发展互促共进，城市规模和数量适度，城镇化的速度与质量同步上升，走出了一条同步协调的城镇化之路。台湾地区大中小城市在功能上呈层级模式，有效缓解和消除城乡对立，克服了“大城市病”，成为城镇化比较成功的典型案例。其城镇化主要得益于战后当局推行的一系列促进人口均衡分布和城市规模体系均衡发展的政策措施，比如先后实施了工业区发展方案、公用事业建设方案和次级城市发展战略等。总体上看，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城镇化依赖于政府和市场，但政府起主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