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黛姮：我与圆明园的半生缘

　　圆明园，中国历史上从没有哪一座园林，与一个家族、一个王朝的命运如此紧密相连。它诗情画意，中西合璧，是万园之园，又是政治中枢。

　　1860年10月18日，圆明园腾起冲天大火。英法联军在北京大肆抢劫后将包括圆明园在内的皇家“三山五园”一并焚烧，大火一直持续了三天三夜。

　　如果没有当年周总理三次力保圆明园遗址，圆明园也许早已成为北京众多居民小区中的一个，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郭黛姮也不会关注到圆明园。

　　但历史没有如果，经过三十余年的保护，圆明园已经成为一处特色鲜明的国家级遗址公园，而郭黛姮也已被公认为圆明园研究领域的权威学者。

　　郭黛姮思路敏捷且极为健谈。我们从圆明园遗址的发掘清理谈到圆明园的复建之争，再到打造“数字圆明园”的艰辛历程，一段段故事背后流淌的是半个世纪的时光……

　　“以实物为理论之后盾”

　　1960年，郭黛姮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她被分配到清华大学建筑系建筑历史教研室，从事古代建筑和园林研究。从那时起，她开始走进满是荒草和稻田的圆明园，寻找保存下来的山形、水系，接触散布在民房、猪圈、山林、水岸间的残桥、假山、叠石、地基和石刻，感慨沧桑岁月的同时尽量想象它们当年的辉煌。

　　而真正开始痴迷于研究圆明园则始于上世纪80年代末。彼时，郭黛姮主持了珠海一个旅游景区——圆明新园的设计工作。在这个占地58公顷，以圆明园为样本的园林中，郭黛姮精选出圆明园四十景中的十八景加以复原。“那时候南方的老百姓没有见过圆明园这样的皇家园林，当时也算轰动一时。这个景区于1997年春节开业，三八节那天接待了七八万人。”尽管如此，这些圆明园的复建建筑在郭黛姮眼中仍然不能代表圆明园的文化内涵，仅是满足当地旅游业发展的一处景点。

　　圆明园的很多档案都留在国家图书馆（原北京图书馆），郭黛姮经常去查阅，浩如烟海的资料让她感慨：圆明园可研究的东西实在是太丰富了。2000年，郭黛姮申报了圆明园档案资料的研究这一课题。“当时的设想就是先建立一个关于圆明园的数据库，其实对电脑的概念很模糊，没有一个具体的计划。因为现场都是废墟了，只好从这批图纸研究起，以图纸为基础，就是这么进入的课题。”

　　幸运的是，当时研究的外部条件比较好，20世纪末，正值北京市文物局开始进行考古发掘，发掘出的东西令国人震撼。此时，圆明园管理处找到郭黛姮，希望做一个进一步的研究规划。于是在圆明园里，经常能看到郭黛姮和学生们骑着自行车的身影。很多遗址人迹罕至，大家在一人高的草丛里艰难摸行。在这样的摸索中，上下天光遗址的台阶被发现了，杏花春馆遗址的山洞、假山被找到了，濂溪乐处遗址的木桩从乱草丛中重见天日，天然图画遗址的湖心岛被准确定位。

　　郭黛姮说：“大家最初开始认识圆明园是来自乾隆九年出版的绢画‘四十景图’，这套画卷是我国成就最高的工笔彩画之一，它再现了圆明园全盛时期的壮丽风景，四十景均为乾隆钦点。随着考古挖掘的进行，我们发现这幅画的真实性确实很高。比如，在发掘‘天然图画’时，北京市文物局的考古学家说图纸上就是一块平地，但是‘四十景图’中是有水池的。后来我建议他沿着中线往外扩，果然找到了水池边缘的石头，而且水池上的小岛及岛上的树根居然都还在。”

　　不过“四十景图”也并非完全忠实地记录了圆明园被毁前150年出现的变化。随着皇帝的兴趣爱好不同，圆明园的景点也在不断变化。例如在“四十景图”上，“九洲清晏”景点的如意桥为一座全木结构的小桥，但考古发现的桥墩却为石结构。经过查找文献得知，“四十景图”中“九洲清晏”景点绘制于乾隆四年左右，但是乾隆十一年完成的木刻版的图中已经改绘成石桥了，木桥改建成石桥的时间当在乾隆十一年以前不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