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生产的“花园城市”

　　从“花园城市”到“田园城市”，在这一字之差间，关于城市经济形态的基本假设与理论究竟发生了怎样的模式转换？

　　在2011年10月于四川成都盛大开幕的建筑双年展上，在“田园城市”主题展中，建筑师刘珩的“城市厨房”与袁烽的“林盘城市”均描绘了一幅以追回生产功能为目的的当代城市图景。“城市厨房”或“林盘城市”的概念性方案通过在空间上重组过于功能主义的传统土地区域化分割样态，并辅之以场景嫁接与参数化模拟赋形等手法来救赎被消费机器绑架的当代城市，尤其是当代城市的居住部分。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成都双年展与成都的市政管理主体都采用了“田园城市”（而不是“花园城市”）的提法，而后者才是霍华德的Garden City的直译。

　　笔者无法获知成都的“田园计划”的宏观规划者是否已经有意识地去辨析从花园城市到田园城市的整个规划理论历经百年的嬗变。在这一字之差间，关于城市经济形态的基本假设与理论究竟发生了怎样的模式转换？

　　霍华德的经济形态设想没有完全摆脱城市被乡村包围的传统想象，尽管他确实在空间上有效地协调了两个依然在迅速分离的产业区间。

　　霍华德的“花园城市”（这里采用Garden City的直译）诞生于百年前的工业资本主义都市的极盛期。霍华德所面对的是一个大工业高密度集聚，城市工人居住区拥挤不堪，城市公共福利设施极度匮乏的历史时代。但其时，电子通信技术条件下的区域经济已经开始萌芽。

　　早在霍华德之前，俄国地理学家克鲁泡特金 （Peter Kropotkin）就敏锐地预见了产业分布必然会逐渐与土地的集聚使用脱离，大工业终究会退出历史舞台。克鲁泡特金认为，越是需要技术与创造力的产业就越须以小作坊、小工作室的零碎状态存在。“花园城市”响应了克鲁泡特金的理论预判。

　　霍华德的花园城市是一个即与大都会中心保持联系而又自成一体的具有完整功能的独立城市。它同时具有大都会的经济与文化便利和大都会所不具有的与自然的亲近机会、充足的户外活动设施空间与合理的居住密度。霍华德用城市生态的角度去重新设想一个城市应该具有的合理规模、土地用途平衡方式和自我控制与更新的能力。这可被比喻为一个健康的生命体必须在达到一定尺度和规模后控制自己的生长。

　　我们应当注意在当时支持花园城市的基础设施条件，例如，已经相当密集的都会区城际轨道网络，已经开始成为大众运输工具的私人汽车，开始分隔不同速度车道的快速城市干道，逐渐脱离煤矿、河流等自然资源的工业形态等。最重要的是，“花园城市”同时关注城市的居住功能与生产功能，在3.2万居民中，除去2000人的农业人口，大部分工业人口将居住在工业区的周边范围内。而且，产业的主导形态也不是大的化工企业、冶金企业、煤矿企业，而是霍华德所设想的更清洁、更分散的由技术主导的工业形态。“花园城市”被一个永久性的农业绿带所包围，这样几个独立的“花园城市”之间就有了足够的自然缓冲。用今天的眼光回顾“花园城市”，我们依然可以觉察到，霍华德的经济形态设想没有完全脱离城市与乡村、或者工业与农业的二元对立分治状态，或者说他无法摆脱城市被乡村包围的传统想象，尽管他确实在空间上有效地协调了两个依然在迅速分离的产业部门，即使在事实上这两个产业部门缺乏真正的融合。

　　不同“花园城市”案例的整体溃败与局部的成功，例证了乌托邦理想的唯一宿命。

　　如果说霍华德的“花园城市”代表了整个西方对无序的、逐利的以生产主导的城市形态的批判与改造，那么这一理想城市模型在后工业的消费主义语境中已经被完全抽离了生产功能而仅仅成为供消费的、可以被大批量生产的布景化舞台。人们对“花园”的向往，或者是对戏剧化的、理想化的农业景观的亲近，使“花园城市”渐渐退化为一幅图景而不复存在真正的经济意义。